以色列：“虎刺怕”的“创业国家”
文/刘军
上
2023年三四月以来，以色列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抗议总理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司法改革方案。内塔尼亚胡迫于抗议压力，提出推迟改革，以达成妥协，但未获得抗议民众认同，游行示威目前仍在持续。以色列新近的政治动荡，连同与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武装冲突升级，引发了广泛的国际关注。我们结合关于以色列研究的国际成果，对以色列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做一个概览。
一
以色列作为二战后新生的“出乎意料的”（unexpected）小国，看似弹丸之地，但却是多年引发国际关注的热点国家。
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独立战争）以来，多次与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发生战争，攫取了大片领土，其领土面积从最初的的约1.5万平方公里，扩展到约2.5万平方公里；人口从1948年的不足百万，增长到目前将近一千万人；而其经济，更在中东地区“鹤立鸡群”，是该地区唯一进入OECD俱乐部的发达国家，GNP排名居世界第28位（国际汇率）或第49位（PPP），人均DGP达到5.5万美元（国际汇率，世界第14名）或5.2万美元（PPP,世界第29位）。
众多以色列经济史著作，探讨了以色列当代经济发展历程。
以色列经济学者、希伯来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泽拉（Joseph Zeira）在《以色列经济》一著中，探讨了以色列建国以来的经济史，展示了以色列在与巴勒斯坦武装和阿拉伯邻国的激烈战斗中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泽拉指出，以色列建国后惊人的经济增长，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其原因在于以色列政府的公共教育投资和大规模的外国转移支付。泽拉在书中分析了阿以冲突的代价，指出经济产出在“全面和平”的情况下得以大大增加。他还深入讨论了近几十年来以色列进行的密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认为这些政策未能提高经济绩效，并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军队在中东的军事需求增加，使“伊休夫地区”工业显著增长。1948年建国之后，以色列政府一度艰难度日，除了独立战争造成的破坏，占人口1%的战争伤亡和响应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回归”以色列的大量移民，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以色列当时缺乏应对这些挑战的资源，最关键的是住房短缺和就业短缺。从宏观经济角度看，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出现了巨额预算赤字；此外，还有大量的国际收支逆差。
另一个务实的政策是决定从国外寻找企业家，鼓励他们到以色列投资；在进口替代框架下推进工业化进程。政府提供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并保护市场免受外国竞争。通过限制行业投资数量，政府也限制了国内市场的竞争。政府鼓励对服装和纺织品等基础行业的重要投资，其目的是增加就业和产出。
到20世纪60年代初，进口替代经济增长的势头开始减弱。要保持经济继续增长，创造足够的新工作岗位来雇佣包括移民在内的就业者，以色列需要新的市场。这时，政府的实用主义再次占了上风，以色列政府与欧共体谈判达成了贸易协定，向欧共体出口工业产品，代价是以色列市场向欧共体进口产品开放。70年代，这一协议得到了显著扩大。到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又与美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以色列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快速增长，以色列人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是，收入分配不平等日渐成为显著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特别是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以色列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发动突然军事打击行动）之后。
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使以色列经济增长几乎停滞，花了数年时间才复苏。里夫林强调，这不仅是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的结果，也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政府采取的灾难性经济政策的结果。这些政策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社会和政治两极分化，这导致工党在1977年输掉了选举，失去了执政党地位。
1985年，以色列实现了经济稳定，但直到1989年，经济才开始快速增长，这是苏联解体后大量犹太移民“回归”以色列的结果。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吸收移民的国家干预要少得多，移民还能获得国家的创业贷款担保。这使得资本供应与劳动力供应的增加相匹配。里夫林特别强调，在20世纪90年代，吸收100万移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给以色列社会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以色列政府成功地应对了这一挑战。
以色列吸引、安置回归移民的政策，获得了许多研究者的肯定和赞誉。牛津大学历史学者马丁·吉尔伯特在其言简意赅的《以色列简史》一书中，多次称誉以色列吸引回归移民、服务回归移民的政策。
吉尔伯特强调，以色列政府经过最初的犹豫和踌躇之后，很快立法赋予回归的犹太移民完全的公民权利，为移民提供住房、土地，在教育和兵役等方面与原以色列公民平等对待，使这些新移民很快在以色列安居乐业，发展壮大，为以色列的经济成长做出了贡献。
二
以色列以弹丸之地，面对三面围堵的阿拉伯国家，不仅多年征战中斩获颇丰，而且科技发达，创新经济蓬勃发展，被誉为“创业国家”（Start-upnation）。
截至2018年，以色列是全球人均初创企业密度最高的国家，每2000人中就有一家初创企业。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创新排名中，以色列在138个国家中排名第三，拥有一长串的创新：从圣女果到沙漠农业滴灌技术；从第一个胶囊内窥镜解决方案到第一个在线聊天软件；从U盘到Waze(基于GPS的智能手机地理导航应用程序)。
就研发支出（R&D）占GDP比例而言，以色列全球最高；在科研人员占雇员比例方面，以色列在OECD组织中名列前茅。自1966年以来，共有12名以色列人在化学、经济、文学和和平等领域获得诺贝尔奖。以色列吸引的人均风险资本，超过了美国、加拿大和欧洲。截至2018年，以色列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数量仅次于美国和中国。300多家跨国公司在以色列开设了研发办公室。这些成就，使以色列成为美国以外领先的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创业之国”。
美国学者丹·塞诺和以色列学者索尔·辛格在其2009年的著作《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一著中，总结了以色列科技立国、创新发展的经验。两位作者强调，以色列人将外部不利的环境加以转化，结合以色列文化特有的“无惧权威、扁平式领导”的民族风格及政府政策，塑造出拥有高度创意与企业家精神的社会。
第一，地缘政治环境。以色列地缘政治环境极其恶劣，与周边阿拉伯国家之间关系长期紧张，多次爆发战争，还受到阿拉伯国家在经济、政治、宗教等方面的抵制。但恶劣的周边环境，却对以色列的创业起到了促进作用。一方面，因为武器开发的迫切需要，以色列的创业公司主要集中于高精尖的科技领域；封闭的交通运输，则使其倾向于生产轻巧、高精尖、附加值高的产品，这些都促进了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以色列创业公司产品大多以全球市场为目标，市场需求大，创业企业的成长性高。
第二，以色列实行义务兵役制，要求年满18周岁的青年，一般都要服役2至3年；服役期满后，一律转为预备役；在预备役期间，每年要进行2至4周的军事训练，直到45岁。这种全民皆兵的制度，对以色列创业活动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一是为创业储备了精英人才，国防精英部门有权对优秀青年进行选拔，适龄青年经过层层考核，才能进入国防精英部门，学习顶尖的军事技术。二是服兵役期间的经历，对士兵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助于培养其创业特质。士兵在军队中会遇到许多突发情况，这培养了他们对不确定性的容忍，以及随机应变的思维方式。
第三，是移民的多元性。以色列移民数量大、来源多。移民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语言、历史、文化和教育背景。移民来源的多样性，为多元化思想的碰撞奠定了基础，有利于产生创造性的观点；具有创造性的个人更容易发现新的创业机会，并进行创业。
第四，以色列具有无惧权威、注重平等、敢于挑战主流思想的文化氛围。对以色列人来说，挑战上级比尊重等级重要。自由的表达，无惧权威的独立精神，激发不同观点的碰撞，能促进新思想的产生，有利于创业机会的发现和构建，进而促进了机会型创业。
第五，以色列政府设立了比较健全的风险投资制度，支持创业。该著介绍了以色列政府设立的Yozma（创始）项目。Yozma项目是由以色列政府出资1亿美元，创建10个风险资本基金，投资于以色列科技公司。一个科技企业如果筹集到1200万美元的国外风险资本，政府将提供800万美元的配对资金。Yozma项目设计非常巧妙，风险小，收益高，吸引了大量的国外风险资本。
该著强调，这些因素是互相支撑、相辅相成的，比如既然有强调等级的“义务兵役制”，要对创业起到促进作用，就必须有反等级的“文化氛围”和“风险投资”的支持。如果没有反权威的民主、平等的“文化氛围”和健全的风险投资制度，“义务兵役制”只能沦为强制性的兵役义务，对创业的促进作用就非常有限。
三
时隔十年之后，以色列的一线初创企业家、科技公司高管英巴尔·阿里埃利（Inbal Arieli）在其2019年的著作《无畏：为什么以色列能成为创新强国》一著中，使用一个希伯来语词“虎刺怕”（CHUTZPAH，希伯来语“大胆、自信、无惧权威”的意思），对于以色列“创业国家”的特质，进行了简洁、明快的总结。
阿里埃利指出，以色列人鼓励孩子自幼就自由地探索世界，没有恐惧和束缚。父母、学校、社会的角色，不仅是要保护孩子的安全或教给他们已知的知识，还要培养他们真正的独立性。这种独立的自由，会随着孩子的成长而扩展；它根植于以色列的制度和文化中。以色列不是一个“厌恶风险”的社会——以色列人愿意犯错误，更允许孩子犯错误，这种制度和文化，培养了以色列人的韧性和创造力，并最终创造出了惊人的发明。
据阿里埃利书中说，马云在访问以色列时，提到他在以色列学到的两件最重要的事情是：创新，以及勇于挑战的“虎刺怕”精神。
阿里埃利总结说，以色列儿童的成长经历，与现代企业的生命周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包括：目标市场的发掘与探索，企业的主体价值，确证企业存在的理由，为了提高效率、实现规模化跨国经营以及可持续发展而不断试错的过程，以及企业的传承与重塑，等等。以色列人充满活力，在有序的混乱中长大；以色列人鼓励后代大胆，富有想象力，“虎刺怕”地追随他们的梦想——尽管会有代价。
下
除了科技、经济上的蓬勃动力使得以色列被称为“创业国家”，以色列建国历程本身——一个由犹太民族自己“创造出来”的“人造国家”、“奇迹国家”“出乎意料的国家”，就被认为是一种“创业国家”的事业。
一
众多以色列当代史著作，比较全面地追叙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回顾了现代以色列国家创建、发展和变革的历史。以色列“创业建国”的历史，被称为体现了犹太民族的“创业精神”，充满传奇色彩。
从长期的历史时段来看，以色列的“创业建国”及随之激化的以巴冲突，是两次世界大战后帝国崩溃的结果。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帝国崩溃造成的权力真空，使原本和平共处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冲突；二战后，大英帝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终结后，以色列开始其“创业建国”，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冲突逐渐激化，巴以冲突引发的中东难题，至今仍是难以解决的历史痼疾。
以色列建国的思想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奥多·赫茨尔等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提出了回到巴勒斯坦的“应许之地”、建立“犹太人的家园”的“建国梦想”。当时，巴勒斯坦地区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战败解体，巴勒斯坦地区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领土。这个时期，犹太人开始寻求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1917年，英国颁布了《贝尔福宣言》，宣布支持建立犹太国家的目标。这项宣言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定居奠定了基础，引起了犹太人移民的激增。随着犹太人移民的增加，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存在感到不满，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
这种紧张局势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阿拉伯暴动中达到了高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大屠杀加剧了犹太人对“犹太国家”的需求。世界各地的犹太难民移民到巴勒斯坦地区寻求庇护，寻求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导致了犹太人移民的进一步增加。
1947年，联合国通过了巴勒斯坦地区分治决议（181号决议），将巴勒斯坦地区划分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两个国家。犹太人接受了该决议，但阿拉伯人拒绝，并展开了抗议和武装斗争。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正式宣布独立，并建立了以色列国。周围环伺的阿拉伯国家随即对以色列发动战争。以色列在这场“独立战争”中击败了阿拉伯国家联军，成功地保卫了独立，并在战争结束后扩大了自己的领土。
此后，以色列一直是一个独立国家，并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发展。以色列经历了多次战争和冲突——1956年的西奈战争、1967年的六日战争、1973年战争等，而与邻国的边界争端、巴勒斯坦问题、以及耶路撒冷地位等问题，至今仍是困扰以色列乃至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
二
对于以色列“创业建国”的历史过程，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阐释。英国历史学者伊恩·布莱克在《邻居与敌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17—2017）》）一著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对于以色列“创业建国”的阐述“与其说是相互竞争，不如说是截然相反的”。
布莱克在该著中详细分析了解决巴以冲突的三种方案：“两国论”“一国论”和“无国论”。巴勒斯坦一直在联合国争取获得国际承认，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这也是目前获得国际共识的“两国论”。但以色列日益右倾化的政府明确拒绝“两国论”，坚持通过“谈判换和平”，而不是“土地换和平”，至今未能达成持久的解决方案。布莱克在该著中强调，“两国论”遥遥无期，“一国论”天真幼稚，“无国论”则是不负责任，以巴冲突的和平解决，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的“永久和平”，短时间内无望得到解决。
2020年，以色列学者阿迪·施瓦茨(Adi Schwartz)和埃纳特·威尔夫（Einat Wilf）出版了《回归之战》，强调这些巴勒斯坦难民“无权回归”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的家园。施瓦茨和威尔夫并非以色列右翼分子，而是自由派学者。他们认为，为了和平结束以巴冲突，巴勒斯坦人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回归权”。该书出版后，一度成为以色列的畅销书。
以、巴分别建国，一直是以色列中左翼知识分子的建议共识。比如以色列小说家阿摩斯·奥兹在其政论中,对于右翼政府的强硬的巴勒斯坦政策一直提出批评，批评右翼政府不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独立建国。施瓦茨和威尔夫的见解，初看上去比较强硬“无理”，但其支持以巴分别独立建国、最终能够签署和平条约、达成以巴人民和平共处的愿景，还是值得探讨的。
三
以色列1948年“创业建国”，在帝国崩溃后的权力真空中创造了一个“犹太国家”，但却一直面临着“民主性与犹太性”的根本矛盾。（王宇：《在犹太性和民主性之间寻求平衡》，载张俊华主编《以色列政治经济发展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版）
按照基本法，以色列是一个“犹太和民主国家”。其中，“犹太国家”的表述早在1948年以色列的《独立宣言》中就已经出现，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群体，被规定拥有自决权，但这并不意味着犹太人的地位会高于其他族群或宗教团体一等。不过，有关“犹太民族国家”的争议却从没停止过。所争论的概念包括“犹太国家”（JewishState）、“犹太人的家园”（JewishHomeland）、“犹太人国家”（StateoftheJews）等。
2018年7月，以色列议会通过了《犹太民族国家法案》。该法案宣称“以色列是犹太人的民族国家”，其目的在于保障犹太人的诸多权利，如犹太人在以色列的“自决权”，并支持设立更多的犹太人定居点；阿拉伯语不再是以色列的官方语言，降格为具有特殊地位的常用语言。该法案通过后，被批评为是实施了“不是种族隔离的种族隔离”。
对于以色列境内的非犹太人群体来说，该法案的通过，是种族主义在以色列的合法化，非犹太族裔作为这个国家的少数族群，在法案通过后事实上降格为“二等公民”。而以色列中左翼派别的犹太人抗议者抵制该法案，是源于对以色列民主价值观的捍卫，同时把矛头对准了以内塔尼亚胡为代表的、愈发强硬的右翼政治势力。（庄沐杨：《以色列右翼政治：“犹太民族国家”与“犹太民主国家”的悖论》）
值得一提的是，安妮塔·夏皮拉等人在《以色列历史修正主义》（Rout－ledge,2002）一书中，详细分析了以色列建国历史中的众多右翼“神话”及争论。其中一些争论，比如以色列国建国、1948年战争及其后果、以色列对大屠杀幸存者的态度、以色列“大熔炉”同化政策等，都涉及以色列当代史中重大的争议性主题。该著对于“犹太复国主义史学”中诸多“宏大虚幻的历史话语建构”，提供了新的检视和反思的视角。
以色列史学界对犹太复国主义史学的攻击，最初来自所谓“后犹太复国主义”的激进左翼学者，后来渐次扩大到包括右翼学者在内的右翼批评。以色列“新史学派”学者施罗默·桑德就在《虚构的犹太民族》一著中，质疑所谓“犹太民族的纯正性”的“建国神话”。该著在以色列引发公众关注，曾连续数月高居畅销书榜。以色列左右两翼针锋相对的诸多“历史神话”“犹太与民主悖论”的争论，至今并没有定论，体现着以色列社会的巨大分裂。
四
正如内塔尼亚胡政府2018年强行通过《犹太民族国家法案》所预示的，以色列政治右倾化的趋势日渐增强，并在2022年以来的所谓“司法改革”中达到高潮。以色列右翼政党和政治家在选举中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导致政府形成的右翼联盟更加强大。右倾政府的政策偏向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安全主义，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
- （1）右翼政党的崛起：以色列的右翼政党在近年来的选举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在这期间右翼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占据主导地位。
- （2）选举结果的右倾化：以色列的选举结果也反映了右倾化的趋势。2019年和2020年的选举中，右翼政党获得了相对较多的席位。2021年的选举结果比较复杂，但仍然体现了右翼政党在政治格局中的影响力。
- （3）拉比派的政治影响增强。右翼拉比派的政治影响力也在增强，推动了一些民族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的政策。
- （4）对巴勒斯坦政策的强硬化。特别体现在在扩建犹太定居点、加强军事占领和限制巴勒斯坦人权方面。
以色列政治右倾化的原因多方面的。首先，以色列面临的安全威胁以及与巴勒斯坦之间长期的冲突导致了人们对于国家安全的担忧。这种担忧使得民众更倾向于支持保守主义和强硬的政策。其次，社会经济问题也是右倾化的原因之一。一些以色列人认为，国家在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努力不够，导致以色列国民不满情绪的增加，进而支持更保守的政策。
针对以色列政治右倾化的趋势，研究者建议迫切需要采取相应对策，予以重视、缓和和解决。主要的政策建议包括：（1）提倡多元化和包容性：鼓励各种政见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减少对极端主义的倾向。（2）加强民主机制和法治，确保政府的决策过程透明、公正和负责任。加强法治，确保人权和少数群体的保护。（3）通过促进巴以双方的对话和理解，减少对立和敌对情绪，为和平解决方案创造条件。（4）通过教育和宣传活动，提倡包容性、和谐和尊重多样性的价值观。加强民众对于不同观点和文化背景的理解和尊重，以减少种族和宗教冲突。（5）加大对社会福利、教育和经济发展的投资，改善人民生活状况，减少社会不满情绪。这有助于减弱支持右翼政策的动力。（6）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寻求外交解决方案，通过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推动和平进程和稳定局势。（7）重视年轻一代的教育和培养，加强他们对于多元化和包容性的理解。通过教育课程和青年交流项目，培养年轻一代的宽容和理解力，使他们成为未来推动和平的力量。
总的来看，应对当前以色列政治右倾化的挑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需要通过加强多元化、民主机制、教育和宣传以及国际合作，为以色列创造一个更和谐、稳定和包容的社会，为实现和平和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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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观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