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胡适与国民党的“新文化运动”之争

摘要：1929年胡适与国民党的“新文化运动”之争，是人权论争的尾声。一直自外于新文化运动的胡适首次以新文化运动者自居，抨击曾经的新文化运动策动者国民党一贯反对新文化运动，因而“反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陈德徵等人为此围攻胡适，为国民党的专制辩护。国民党的其他派系、左翼人士和中共方面，也纷纷发表评论意见。虽然言人人殊，却从不同的角度论证胡适已经落伍，甚至不免“反动”。尤其是胡适坚持无条件拥抱欧美资本主义文明，排斥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言论行事，否定固有的民族文化和民族主义，引起逐渐转向民族化的各方的争议，“反动”的标签变成反诸其身的回旋镖。

文/桑兵（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1929年底开始的胡适与国民党的“新文化运动”之争，既是人权论之争的组成部分，也是胡适与国民党关系中的重要事件，但凡论及相关问题，多少总会有所提及。不过，双方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论争，虽与人权论争有所牵连，实际上却有其独立性，混同而论，容易模糊主旨。单就新文化运动而言，前人研究存在两个相互关联的片面，即基本以胡适本人的言论为准，误判历史上新文化运动的实情，以及忽略其他方面的意见，以胡适的主张为事实。全面系统地梳理相关材料与史事，透过罗生门式叙述的表象，重现事情的本相以及各方的本意，可以更加近真，并深入一层认识历史的错综复杂。

一、从人权论到新文化运动

1929年双十国庆，胡适在杭州车站买了一张杭州报纸的双十节号，忽然看见其中有一句大胆的话：“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吓了一大跳，连忙揩揩眼镜，仔细研读，原来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的大文，内称：中国本来可谓黄金世界，自清朝皇帝和袁世凯等人衣钵相传，才政治道德扫地无遗。洋大人、外交买办等，民族气节又扫地无遗。此外白莲教、红灯罩，共产党、保皇党，研究系、同善社，性欲丛书等等，将社会风尚搅个落花流水。

此次胡适从上海到杭州，是为了观看在杭州举行的西湖博览会。这一届的西湖博览会声势较大，国民政府和浙江省政府十分重视，会期从当年6月6日开幕，原定10月10日闭幕，因为与双十节庆典相撞，推迟一天举行闭幕典礼，总共历经四个多月。事后博览会教育展览的主事方请胡适、王云五、郭任远在各组专家的审查报告之外作总批评，胡适被推为起草人，写了约2500字的批评意见。博览会预定的闭幕日，正是胡适返回上海的日期，他于返程途中在杭州车站候车时顺便买份报看看，所买报纸为《浙江民报》，叶楚伧的文章题为《由党的力行来挽回风气》。胡适自己在日记中说：“我因为‘中国本来是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一句名言，最可以代表国民党的昏愦，故留在手头。”

买报纸本来是旅途中闲来无事打发时间，不曾想看完文章，胡适心中颇有感触，此后的一个月里时时想到叶楚伧的话，并问自己：清以前中国是否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因为这是一个新旧文化问题的重要之点，答案如果肯定，就没有必要做新文化运动，应该提倡复古，努力回到三百年前。可是其说不能令人信心服，因为缠足、八股、盗贼、阉党、礼教、迷信乃至外族入侵征服，三百年前早已有之。于是写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予以驳斥。

这篇文章最早刊登于《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标明的出版时间是1929年9月10日，实际出版日期当在11月底至12月。据胡适1929年11月19日的日记：“昨夜写成《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早晨二时始完。”所以这一期《新月》标明的出版时间只是依照惯例，而清季以来杂志拖期的情况所在多有。

一般而言，看完之初的内心感触最强烈，也最有批驳的冲动。胡适40天后才撰文表达意见，至少有以下三种缘由和考量：

首先，自五四运动高潮过后新文化运动发生以来，胡适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对“新文化”的名目不以为然，而坚持新思想（潮）、新文学、新文艺，对于由思想启蒙转入社会运动尤其排斥，既不愿变成群众性的活动，更唯恐走上政治运动的轨道。1924年以后，虽然不再完全抵拒他人强加的“新文化”，仍不主动使用“新文化”。时下胡适的不少头衔光环，都是他人加诸其身，并经历了一个从排斥到默认再到自称的过程，如自由主义者。即便如此，1924年以后胡适言及五四运动，仍然绝口不谈新文化运动，而是只讲爱国运动或文学革命，或借用文艺复兴的说法。不过内心已经一定程度认可新文化运动之说。1927年他在西雅图外交政策讨论会和高南（Gonan）教授辩论东西文化，后者说自己曾与中国学者交谈，他们都很不赞成国中少年人崇拜新文化的倾向。胡适答称：“那是客气应酬话，不要上当。”意思是这些中国学者未必不赞成新文化。

其次，刊载出来的叶楚伧文章并未涉及胡适，一个月后，胡适获悉原文中列举的各类大坑，“‘性欲丛书’之下本有‘尝试集’三个字，后来由作者发电给各报删去。可惜的很！”虽然此节显示叶楚伧发自本心或听人相劝，或对胡适手下留情，但在胡适看来，既然本来名列其中，自然无法置身事外，文章的矛头所向包括自己，就决不能置若罔闻，必须有所回应。

再次，时局多变，又为人权与约法等事因言获罪，得罪了国民党尤其是京津沪地方党部的一些人，胡适已成众矢之的，是否继续火力全开，不能不有所考量。

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矛头虽然指向叶楚伧，起因却更早更广泛。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时任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和宣传部主任的代表陈德徵向大会提出《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在他看来，反革命分子包含共产党、国家主义者、第三党及一切违反三民主义之分子，应毫无犹豫地予以严厉处置。过去以移解法院为唯一归宿，而普通法院碍于法条，多以事后证据不足为辞，宽纵著名反革命分子，使其不仅逍遥法外，而且让革命者有被攻击的危险。所提出的从严办法是：凡经省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不服可以上诉，但如得中央党部之书面证明，上级法院或法定受理机关即当驳斥。

对于陈德徵的提案，胡适非常关注。3月26日，他从报纸上剪下这则消息，夹在日记里面，并写信给研究法律的专门学者又是老国民党人王宠惠，直言“近日国中怪象百出，说不胜说。最可怪者，此次三全大会有上海特别市代表陈德徵提的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照其所提出的办法，法院可以不须审问，只凭党部的一纸证明，便须定罪处刑。“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那一世纪那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我的浅识寡闻，今日读各报的专电，真有闻所未闻之感。中国国民党有这样的党员，创此新制，大足夸耀全世界了。其实陈君之议尚嫌不彻底。审判既不须经过法庭，处刑又何必劳动法庭？不如拘捕审问，定罪处刑与执行皆归党部，如今日反日会之所为，完全无须法律，无须政府，岂不更直截了当吗？”

胡适虽然实在忍不住写信给王宠惠，但也不抱什么希望，因为信到之时此案或已通过，司法院也大可以早点预备关门了。不过胡适还是再次忍不住，又写了专文请国闻通信社转送各报。3月29日，国闻通信社回复：各报未见刊出，“闻已被检查者扣去。兹将原稿奉还”。

令胡适始料不及的是，“我的文章没处发表，而陈德徵的反响却登出来了”。4月1日，胡适看到《民国日报》的《星期评论》第2卷第46期有几则出自陈德徵之手的短评，其中之一题为“胡说”，指着胡适的鼻子说：“不懂得党，不要瞎充内行，讲党纪；不懂得主义，不要自以为是，对于主义，瞎费平章；不懂得法律，更不要冒充学者，来称道法治。在以中国国民党治中国的今日，老实说，一切国家底最高根本法，都是根据于总理主要的遗教。违反总理遗教，便是违反法律，违反法律，便要处以国法。这是一定的道理，不容胡说博士来胡说的。”另一则题为“乱道”的短评虽然不是专门针对胡适，内容也与之有关。内称：“抹杀了总理底主义来讲国民党代表的是什么，抹杀了国民党光荣的历史来讲什么改组国民党，忘记了十二年总理对于国民党底苦心经营，来宣传什么十三年改组的精神，忘记了中华民族的需要来谈中国革命；这些都是乱道。乱道的，是革命的罪人，是主义的蟊贼；真是人人得而诛之的！”震慑胡适之类的意味明显。

坏消息接踵而至。蔡元培长大学院时代正式经过审定、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种历史教科书，即王钟麒编《初级中学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和顾颉刚、王钟麒合编《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均被教育部禁止发行，并通令全国不准采用。而两种教科书恰好都是由胡适署名校订。此事不过是将古史辨的一些观念编入教科书，而且编者持论审慎。不料山东曹州重华学院学董丛涟珠等呈请禁止。据熟知内幕的人士称：国民政府第17次国务会议时，戴季陶“大放厥词，认定这两部历史是一种惑世诬民的邪说，足以动摇国本，其关系比编遣会议还要重要，非即刻禁止不行，并且提议要处商务印书馆一百万元的罚金，最后经蔡元培疏通，才以停止发行了事”。

《醒狮周报》第198期的“近事杂评”称此事为“一件比蒋桂战争还要重要的事”，并进而讨论戴季陶的愚妄思想究竟何自而来，蔡元培对此应负何种责任，全国学者对国民党人的谬妄举动应持何种态度。作者认为戴季陶民初和五四时期附和新思潮，但是复古、神秘、愚妄的虚伪思想根深蒂固，国民党掌权后，要实行愚民政策，于是利用迷信，维护道统。蔡元培不能驳斥政客压迫思想学术自由，阿谀媚俗，晚节难保。而国民党看透了大多数所谓学者无廉耻节操，专好投机，不忠所学，以倡优奴隶蓄之。“如果中国的学者们还不从此觉悟，一显挺挺的节操，从思想上表示与国民党绝对的不合作，将来戴季陶、吴稚晖、蔡元培辈，难保不要做杨度，做胡瑛，做孙毓筠，再为中国制造一度的皇帝哩！”

胡适对陈德徵的所作所为无疑是耿耿于怀，通过各方面关系了解其人其事，试图有所影响。4月3日，他收到欧元怀的复函，告以陈德徵已内定将接任教育局长，据说“陈梦想荣膺斯职，已非一日。历任教育局长办事困难，无非党部从中作梗。累次教员闹薪，均此獠出任调解”。因此教员加薪之欲，已放纵至不可压止。前任辞职后，自好者“无不视斯职为畏途。现在似乎只有请德徵入瓮一试之势。闻德徵为之江大学附中毕业，似与教部所定局长资格未合。如教部欲破格拔用伟人，则吾辈更□［无］如彼何”。4月13日，胡适又收到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蒋梦麟的复函，开头就说：“上海市教育局长，按法律须由教育部圈定。此次市长径自令委，以后仍须补行圈定手续。照例须保举三人，教育部圈定任何一人为局长。但是现在乱七糟八的时候，怪怪奇奇的办法会出来的。”其时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上海特别市的地位颇有些特殊，连现管的蒋梦麟也鞭长莫及，只能听之任之，胡适不得不作罢论。

同年4月20日，国民政府公布保障人权法令，胡适觉得“这道命令奇怪之至！”一是所谓“身体自由”究竟是身体与自由，还是身体之自由，含糊不清，二是但禁止个人或团体非法侵害人权，并不曾说政府或党部也应尊重人权。两天后，报载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会遵照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决议，制定摧毁封建势力方案，经该会第12次委员会议决建议中央。该方案的治标方法包括：打倒新旧军阀，扫灭投机政客，铲除贪污土劣，澄清学阀文妖，消灭党内小组，严禁反动刊物。治本方法为：以党专政，训练党员，提高文化，厘定区划，变更产制。诸如此类以“革命”之名行专制之实的怪事层出不穷，令胡适的不适感日益强烈。只是还停留在有感的层面，尚未诉诸行动。

又过了几天，动的契机及时出现。4月26日，胡适听马君武谈政治，“以为此时应有一个大运动起来，明白否认一党专政，取消现有的党的组织，以宪法为号召，恢复民国初年的局面”。胡适觉得“这话很有理，将来必有出此一途者”。马君武又说：有国会时，只见其恶，但无论怎样腐败，总比没有国会好。胡适进一解道：袁世凯、曹锟收买议员和买票，至少承认那一票所代表的权力。这便是民治的起点，“现在的政治才是无法无天的政治了”。傅斯年则说：“（孙）中山肯‘干’，而我们都只会批评人‘干’，此中山之不可及处。”说者有意，听者也有心，胡适认为“此论甚中肯”，决心有所动作。随即草成《人权与约法》一文，交《新月》发表。并在日记中赞同“丁西林说的话不错：‘向来人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今日我们应该相信少一事不如多一事。’此文之作也是多一事也”。

在当时的环境下，胡适的有意多一事，要冒很大的风险。张元济看过胡适寄来的文章，表示佩服之外，特意提醒道：“现在街上有一群疯狗在那里乱咬人，避的避，逃的逃，忽然间有个人出来打这些疯狗，那有个不赞叹他呢！但是要防着，不要没有打死疯狗反被他咬了一口，岂不是将来反少了一个打狗的人？”并请胡适三思。与胡适交好的张謇之子张孝若看了他的论政近文，赠诗道：“许久不相见，异常想念你。我昨读你文，浩然气满纸。义正词自严，鞭辟真入里。中山即再生，定说你有理。他们那懂得？反放无的矢。一党说你非，万人说你是。忠言不入耳，劝你就此止。”

老辈同道的善意，胡适心领神会，陈德徵就是令其三思的对象之一。1929年6月10日，陈德徵在《民国日报》的《星期评论》发表短评“匕首”，其中一则说：“小子识浅，生平只知有三民主义，只知有总理及其遗教，只知有党。小子比不得博士先生，懂得好人政府，懂得好人政府底约法。小子终以为党是制法的机关，党不是诬陷好人为坏蛋的集团。小子认以党治国之时，只有总理底遗教，是国家底根本法；违反总理遗教者，即为反革命，即为反法；反革命和反法，均当治罪。有人疑我为梁山泊里的朋友吗？我却要说他是沉湎于洋八股之中的外国宋儒！”胡适看过叹道：“可怜的陈德徵！”并剪报夹于日记中。

胡适的言论行事在国民党人看来虽然胆大妄为，但在其他势力眼中却正好相反。如国家主义派领袖之一的李璜就嫌胡适“太胆小”，而胡适觉得自己“只是害羞，只是懒散”。不过，胡适的举动看似在捋国民党的逆鳞，其实属于小骂大帮忙一类。其政治态度往高了说是要消除懒惰下流不思想的心理习惯，养成英国议会那样君子式的好政治高文明，往低了说则是如其自称：“我们的态度是‘修正’的态度：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

胡适与国民政府的要员宋子文、王宠惠、蒋梦麟等私交甚密，对于借民主旗帜与蒋介石争权的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有所寄望。其间宋子文嘱咐胡适“代他们想想国家的重要问题。现在的局面又稍有转机，又是大有可为的时期了，若不谋一点根本的改革，必定不久又要打起来”。胡适“希望他们能‘逆取而顺守之’”，于7月2日应约向宋子文进言改革的意见。只是此时国民党内意见分歧，宋子文因故辞职，报传汪精卫主张培植民主势力，以根本消灭新旧军阀，蒋介石要求南北报界有批评不攻击，而上海特别市国民党由三区第三次全区代表大会决议“胡适言论荒谬请教部撤职，请中央严厉制止学阀活动”，并经市执委会第47次常会通过，附加意见，转呈中央，咨国府令教育部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惩处。在市党部执委会第48次常会上，又由宣传部提议，以胡适公然侮辱本党总理，诋毁本党主义，背叛政府，煽惑民众，呈请中央转令国府，严予惩办。接着北平、天津、江苏等地国民党党部陆续跟进，严惩胡适的呼声甚嚣尘上。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接到各级党部电呈，特函国府，饬令教育部加以警告，并通饬全国各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详细研究党义，以免再有类似谬误见解发生。看到国府令教育部的新闻，王云五觉得应该表示满意，并以十二分至诚，劝胡适不再对此发表什么意见。

二、主客易位的论争

10月4日教育部的训令只是说胡适放言空论，言论不合，而所据上海特别市党部转呈第三区党部的呈请，则指胡适头脑顽旧，行为反动，这令胡适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文中直言国民党“反动”，当是一种应激式反击。不过胡适大概接受了王云五等人的劝告，准备偃旗息鼓，不想继续打笔战。所以即使看到叶楚伧的文章，也没有当即驳斥。直到11月12日得知其文本来语侵自己，才酝酿几天，于11月28日至29日凌晨两点，连夜完成八千字的长文《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而且写完的当天（29日）上午，就以此为题在暨南大学公开讲演了一小时。讲完“出门时，暨南文学院长陈斠玄（钟凡）对我吐舌，说：‘了不得！比上两回的文章更厉害了！我劝先生不要发表，且等等看！’”这样看来，胡适或许是为暨南大学的演讲而赶出此文，而选定这一主题，则与叶楚伧的文章牵连自身不无关系。

由此可见，胡适连续发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一系列文章，并非如陈德徵所推测，是触景生情，想起人权与约法问题，以及什么时候才有宪法，进而是思想言论的自由，于是一时冲动之作，而是斟酌考量之下深思熟虑的产物。虽然矛头直指国民党，也仅仅是希望建立批评国民党和孙中山的自由。

《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是胡适的名篇之一，字面与事实的解读不在少数，但是，由于对五四前的新思潮、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三者的分别及联系存在诸多根本性的误读错解，对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取向与政治纷争缺乏全面整体把握，已有的认识还有不小的症结，值得进一步深入解析。

文章开篇，胡适就以叶部长正式宣传三百年前的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为据，断言：“我们从新文化运动者的立场，不能不宣告叶部长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这是胡适首次站在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立论，而且是其一生中少有的以新文化运动者自居的文字言论。在此之前，在各方的反复指认和推崇之下，胡适对“新文化”和“新文化运动”的态度经历了从公开明确表示不以为然，到不再排斥和勉强接受，再到有所维护的转变，可是自己发表言论文字时却总是有意避开“新文化”和“新文化运动”。不仅如此，即便在此后，胡适也总是竭力想说明五四前的新思想（潮）新文学与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分别与联系，试图证明五四运动改变了之前思想启蒙的正确方向，变轨到社会性的新文化运动，进而转向政治运动。在胡适看来，这样的转变对于中国的革新是不利的。只是由于后来的历史叙述将五四前的思想启蒙、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三者相混淆，以至于胡适的反复辩解听上去未免有些闪烁其词，令不知就里的来者多少有些摸不着头脑，因而始终不能准确地捕捉到胡适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以及为何要表达这样的意思。

站上新文化运动的立场，对于胡适而言显而易见的便利就是，以黄袍加身的新文化运动领袖名义占据道德制高点，进而对原本作为新文化运动发动者之一的国民党提出“反动”的指控。只有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身份，才能让胡适的重要论点之一即国民党一贯反对新文化运动说容易成立。也就是说，由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亲自做证，现在国民党反对新文化是渊源有自，与其历史上的所作所为一脉相承。这个基础一旦确立，其他的指控就显得顺理成章，文章才能提纲挈领，读者也容易接受认可。所以，尽管胡适本人心知肚明，无法完全认同新文化运动，却不能继续自外于新文化运动，而且非登上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宝座不可。当年国民党人虽然与其他势力不约而同地发起新文化运动，目的却是借由新文化运动发动新的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所以不久就转向国民革命，其新文化运动的发端之功反而被人忘却，甚至自己也语焉不详了。

主客易位，使得国民党不仅丢掉了新文化运动的话语权，而且如胡适所愿，被置于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进行审判。国民党失了先机，更增强了本来大胆的胡适敢于代天下人立言的勇气，发出一连串的质问：叶楚伧所代表的反动思想究竟有几分可以代表国民党？为何打着“铲除封建势力，打倒封建思想”旗帜的国民党的重要人物会发表拥护传统文化的反动思想？国民党对新旧文化的态度究竟如何？在近年的新文化运动史上占什么地位？面对新文化运动领袖的义正辞严，国民党相形见绌，只能处于受审的位置。

对于自己抛出的问题，胡适心中早就有了现成的答案。他回顾了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声言近年的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方面是文学革命，可是国民党当国两年，依然用骈文古文文言，没有宣布一切法令公文改用国语，还不如北洋时期徐世昌总统任内下令废止文言的小学教科书。再者，新文化运动的大事业是思想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但共产党和国民党协作的结果，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了自由”。孙中山不许批评，怀疑三皇五帝的历史教科书不准发行。舆论上没有一点确实的新闻和负责任的评论，提出国民应该讨论的问题者被革职严办甚至各地党部要求通缉。此外，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但国民党至今还在高唱“抵制文化侵略”，高谈“王道”和“精神文明”，提倡“国术”，恢复孔子纪念日，鼓吹回到黄金世界。

举以上三例，胡适的意思是要证明至少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他接着进一步追究，这些事实不是孤立和偶然的，国民党对于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旧文化的态度，都有历史背景和理论根据。国民党的运动根本上是极端民族主义的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性质和拥护传统文化的成分，由此带来保守的理论，并成为当国时种种反动行为和反动思想的根据。说明这一历史事实，也许可以给国民党中的青年分子一个自觉地纠正这种反动倾向的机会。

胡适又举了古今中外的通例，证明凡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运动，总含有保守性，往往倾向颂扬固有文化，抵抗外来文化一条路。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也是因为在外力压迫之下，不甘心承认外力背后的文化，所以含有夸大旧文化和反抗新文化的态度。由此同时造成国民党的力量和弱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起于戊戌维新，其意义是要推翻旧政制，采用新政制。后来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指出中国旧文化缺乏西方民族的许多“美德”，推崇西方文明而指斥中国的固有文明，确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新纪元。虽然胡适私下对梁启超诸多不满，后来却一直奉其为新文化的先锋。完全不提梁启超和研究系参与发动新文化运动之时，已经转向东方文化，与胡适等人一味顶礼膜拜西方文明在各方面不断起冲突。从思想学术角度看新文化运动的人注意到，新文化运动期间的一系列论战，对立的双方正是东西文化的主张者。所以，连后来备受非议的“学衡派”，也只是与新文化运动同路而不同调，并非敌手。真正的论敌正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

另一方面，胡适将清季的“保存国粹”运动分为两队，一是王先谦、叶德辉、毛庆蕃诸人的“存古运动”，完全反动；二是一般新少年的保存国粹，设立国学保存会、神州国光社、南社，办《国粹学报》，大都抱着种族革命志愿，借学术鼓吹种族革命引起民族的爱国心，从事民族主义运动，其领袖人才，如柳亚子、陈去病、黄节、叶楚伧、邵力子等，成为国民党的智识分子。因此，国民党自始含有保存国粹国光的成分。这样的分法，一般而言道理上事实上不能说错，只不过胡适的一贯逻辑和具体用意，显然在于凡是保存固有文化就天然守旧，因而必然带有反动的基因，而叶楚伧恰好就在其中。这意味着国民党思想文化上的反动确是渊源有自。

不仅国民党的骨干人才，其最高领袖孙中山对中国固有文明也抱颂扬拥护的态度，民族主义很强，晚年更认为民族主义是俄国革命成功的要素，三民主义第四、第六讲中有很多夸大中国古文化的话。当时不过随便说说，后来成为经典，助长顽固思想，养成夸大狂的心理，阻碍新思想的传播。实则孙中山夸赞中国古文化并不是随便说说，一方面是有意针对新文化运动一味以西为尊的偏蔽，强调中国本来就有发达的文明，另一方面则意在显示，即使西方文明优越，也要适合国情，不能盲目照搬。胡适说孙中山以为西方强的只是物质文明，旧道德好的要保存，实在不了解新文化运动的大贡献在于指出欧洲的新文明不但物质文明比中国高明，连思想学术，文学美术，风俗道德都比我们高明得多，未免厚诬前贤。因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要整体性地移植欧美现代文明，并根据中国国情进行调适，而孙中山认为中西文化的优劣短长不能一概而论，应当有所取舍，比起胡适的片面崇洋到几乎媚外，更加切合中国的实际和需求，也符合文化融通的普遍规律。全面抗战前夕中共摆脱教条主义，回到新三民主义，立意也在于此。

接下来胡适关于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的历史陈述，虽然与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看似相近，却并不符合实情。例如他说：国民党历史上本来便充满保存国粹和夸大传统文化的意味。民国八年五月以后，受新文化运动的大震动，国民党决计加入新文化的工作，故这种历史的守旧性质和卫道态度暂时被压下去了，不很表现在《星期评论》《建设》《觉悟》的论坛里。实际上新文化运动始于1919年8月以后，而且国民党是重要的发动者，说他们受五四前的新思潮和五四运动的影响是成立的，但是并非受新文化运动的震动才加入新文化工作。胡适作为亲历者，而且经历不赞成新文化到勉强认可的心路历程，其他人可能记忆有误，胡适本人一定是心知肚明，不可能弄混的。他之所以如此说法，只是为了坐实国民党的一贯反动。

胡适指1924年改组后，国民党吸收了许多少年新分子，党的大权渐渐移入一般左倾的激烈分子手里，稍稍保守的老党员都被摈斥，反动倾向更不容易出现。近两年回到极右，党内暴烈分子被淘汰，稍有革新倾向的人也被赶出党外，潜伏的旧势力活动起来，造成今日的反动局面。这段话看似肯定国民党改组，其实胡适心中大为不满的就是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改变了之前思想启蒙的取向，经由社会运动走向政治革命。而政治革命必然导致专制和反动。

文学革命是他人认定的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主要贡献。胡适称国民党的领袖如孙中山、汪精卫、王宠惠等都不大赞成新文学运动，尤其是以白话取代文言，这成为国民党人反对新文学的重要依据。尽管1919年5月以后，国民党的刊物几乎都改用白话，《星期评论》《觉悟》成为南方新文学的重要中心。然而十年后，革命的国民党成了专政的国民党，新文学和新思想的假面具都可以用不着了。于是保存国粹和古文骈文死灰复燃。而公然宣布胡适的《尝试集》和同善社、性欲丛书是同样害人的恶势力。这不过是国民党原有反动思想的原形呈现而已。由于叶楚伧在文章发表前将《尝试集》删去，并未公然宣布，而白话代文言是否必然具有进步性，学术上的认定与否十分繁复，当时不以为然者人数众多，各方面都有，无法据此作为划分是否反动的分界线。

胡适宣称，指出国民党历史上的反动思想，目的只是要促使国民党的自觉。在野政客的言论是私人的，当国政党的主张便成了一国政策的依据，是一国的公器，不是私人责任的问题。当国专政的政党的思想若含有不合时代的反动倾向，其影响可以阻碍一国文化的进步。所以要明白指出国民党里有许多思想在我们新文化运动者的眼里是很反动的。如果国民党的青年人不能自觉地纠正这种反动思想，那么，国民党将来只能渐渐变成反时代的集团，决不能作时代的领导者，决不能担负建立中国新文化的责任。孙中山把新文化运动看作政治革命的有力工具，而加以赞叹。今日国民党到处念诵“革命尚未成功”，却不想促进“思想之变化”，天天摧残思想自由，压迫言论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的统一。用一个人的言论思想来统一思想，只可以供给一些不思想的人的党义考试夹带品，只可以供给一些人党八股的教材，决不能变化思想，决不能靠此“收革命之成功”。

按照上述逻辑，胡适将国民党的进步说成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推动，由思想上的变化导致行动上的改弦更张，断言十年以来国民党的胜利全靠有几分新觉悟，能明白思想变化的重要。故1918—1919年间孙中山还反对白话文，五四运动后，便命其同志创办《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参加新文化运动。这便是国民党的“思想之变化”。1924年的改组，便是充分吸收新文化运动的青年，这又是“思想之变化”。前者使国民党得着全国新势力的同情，后者使其得着革命的生力军。现在国民党大失人心，一半是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人民的期望，一半是思想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同情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

为此，尽管胡适知道国民党对此文一定很生气，还是正告其如果不愿自居反动之名，应该做点真实不反动的事业，至少应该做到：“（一）废止一切‘鬼话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国语。（二）通令全国日报，新闻论说一律改用白话。（三）废止一切钳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四）取消统一思想与党化教育的迷梦。（五）至少至少，学学专制帝王，时时下个求直言的诏令！如果这几件最低限度的改革不能做到，那么，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的。”这等于告诉国民党，自己的主旨并不是要一概骂倒，而是提醒的逆耳忠言。

不久，这篇文章译成英文“Culture Movements and the Kuomintang”，发表于1930年2月25日的《明日中国》（China Tomorrow）第2卷第4期。就历史事实而言，胡适关于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的叙述可谓严重失实，但就“创造”历史而论，胡适成功地让不以新文化运动为然的自己正式坐上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宝座，而将新文化运动策动者之一的国民党变成从来在思想文化上保守反动，一度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发生变化，如今又复归保守反动的专制政党。在禁锢思想、取消自由的氛围中，胡适的言行无疑需要一定的勇气，不过在勇气之下还有分寸拿捏的巧妙，与各派反对势力有所分别。既然出言者好言相劝不发恶声，当政者就可以表现出容人的雅量，攻击者也不免怀疑胡适是出于某种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受此影响，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正在朝着胡适希望的方向发生变化，而逐渐形塑出他所想要的样子。

话虽如此，胡适内心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不以为然仍旧无法抹去，终其一生，他很少公开站在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以新文化运动者的姿态发表对新文化运动的意见，更喜欢用中国的文艺复兴来勾连涵盖五四前后的新思想与新文化。就此而论，这篇《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几乎成了胡适以新文化运动者自居而立言的绝响。

三、上海特别市党部党同伐异

胡适一系列严厉批评国民党的文章发表的时间点相当敏感，国共分裂和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借统一之名，强化集权统治，不仅镇压共产党，压制和清除党内左翼分子，而且在社会上继续打着“革命”的旗号，以“革命”的名义打击“反革命”，实行各种禁锢政策。除非与国民党公开对立的政治势力，一般不敢或不能公然发表反对国民党的言论文字。而经过国民革命的大浪淘沙，胡适的光环也有些黯然失色。在波谲云诡的局面下，胡适的批评挑动着各方的神经，很快引起国民党人的强烈不满，并招致口诛笔伐的围攻。

在国民党与胡适的正面冲突中，上海特别市党部扮演了重要角色。对胡适的文字讨伐，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率先发难，并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鉴于“今日正是反动思想由星星之火将快燎原的时候”，作为国民党员不忍袖手旁观，闭口无言，时任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主任的陈德徵写了一大堆粗糙文章，加上其他国民党人的相关文章，于1930年2月就编成一本350余页的《人权论及其他》专书。其自序声称生平喜欢骂无聊的朋友，五四运动虽然揭破了许多旧的鬼把戏，却也产生不少新的玩鬼把戏者，胡适即其中之一。可是所玩的花样虽多，除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实在找不到其他有益于人类的新花样。而最近的花样更加使人目眩眼昏，不知所从。从《人权与约法》起，到《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止，现出胡适的整个原形。于是“大刀阔斧”地编述此书，以免其迷惑一般人。

陈德徵政治上是铁杆的反共拥蒋，可是不免有些妄。该书分为本论和附录两大部分，由其自撰的本论，按照胡适一贯思想爆发的程序，分为三大主题，一是关于人权与宪法，二是批评知难行易学说，三是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关于第三部分，陈德徵说：“胡先生做了几年所谓‘新文化运动’，似乎把国民党的历史忘记了。……一切新文化运动之随着青天白日旗而勃兴，一切思想言论之随着青天白日旗而开展。”而且国民党还纠正过洋大人、留学生和买办仆役的反动到极端的种种行为与事实。从三民主义下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不能不宣告胡适言论上是个反动分子，所发表的言论和所宣传的思想，是反动的言论和思想。

胡适强调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方面是文学革命，所主张的不外乎提倡国语。国民政府教育部早就通令各省市教育机关和学校，小学教科书一律用国语，师范学校注意培养国语师资，小学生用国语写作。而一般新文学家却在开倒车，走上歧路。可见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努力文学革命，而文学家却笔底松懈了。这个责任胡适自己也应该负。胡适口口声声以新斥旧，但新旧有表里之别，照胡适的武断，可以说他自始便想做爱新觉罗皇帝的忠奴，保皇党的猫脚爪，且不信国民革命。而思想解放要有限度，借自由之名意欲破坏国民革命的反动思想言论必须遏止。

在陈德徵看来，胡适说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就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不免犯了盲从的大病。世界新文明固当充分接受，本民族的环境及特性，也要考查，旧文化也不能一概抹杀，不能将世界的一切照单全收。国民党的革命程序，是一种进取而非保守；国民党对于公德、自由、自治、进步、合群、毅力、尚武等新道德的提倡，比梁启超不相上下；国民党对德先生、赛先生和穆姑娘的拥护，有目共睹；国民党执政以来，对于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的各项新文化运动都积极推进，各项施政都是为了统一有效地推动新文化，而胡适非但没有做好文学革命的工作，抹杀国民党实施新文化运动的贡献，还指责国民党反动，恰好表明胡适本人处于新文化的反动地位。

陈德徵认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所以不能早见成功，一半是国民的不自努力，一半是新文化运动本身的尚有未妥，故不能得国民的信仰也。”他最不能接受的，便是胡适一味说欧美如何好，中国如何不好。须知新文化运动要适合新中国的社会，使民众认识和接受新文化，而不是贩来洋货装门面。所以，唯有三民主义的新文化运动，可以救中国之危。而不顾本国情形，不管民众程度，不问社会风尚，唱接受世界文明的高调，不但不会生效，反而滋生媚外流弊。国民党的新文化运动，是以“总理遗教”为依归，注重科学，崇尚道德，集中革命力量，以力求中国的自由平等为目的，建设新中国。既然国民党的新文化运动立场从未反动，胡适的污蔑就是反动，至少也是盲动。

由此可见，1929年是胡适思想言论最反动的一年。其主张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不管做什么总是不对，其目标是危害政府，其希望则是趁机为政府所借重。

与本论相配合，附录分别以甲乙丙对应本论的三个部分。关于新文化运动，收录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潘公展的《中国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其人时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上海市农工商局局长，这篇文章是由1930年2月3日、10日在市党部纪念周的演说整理而成，也叫“读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后的答辩”。作者看到《新月》上胡适的文章，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胡适文章的主旨是以新文化运动为主而国民党为客，声言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国民党是反动的，潘文则从中国国民党的立场立论，认定国民党对新文化运动绝不是反动的。所以标题也刚好倒转过来，摆明了就是要针锋相对。

针对胡适文章的主要论点和论据，潘公展首先指出胡文所谓“新文化运动者的立场”，前后有三种，广狭不同，依次为：（一）欧洲的新文明一切都比中国高明，要提倡一切的新文化。（二）拥护科学、民治和道德。（三）推行白话文，保障思想言论一切自由。胡适的动机，当是出于第三种立场，而从国民党方面看，必须从广狭不同的三种立场来检讨国民党的历史与工作，才能彻底论证国民党是否反动。

概言之，国民党是革命党，三民主义是革命主义，种族、政治及社会革命，是国民党的历史使命和工作方针。而革命总是趋向革新改良，新文化运动如果既新又良，革命党断无拒绝之理。具体而论，据专门论述过文化问题的孙中山、梁启超、孙本文等人以及胡适自己所说，文化的内容十分广泛，新文化运动要对诸多内容实施普遍革新，采取西洋文明，而不能以其中任何一项革新就号称新文化运动已尽于此。例如文字革新或文字革命，不过其中一端，不能武断为新文化运动的全部。同理，所谓反动，也必须是一概拒绝或阻碍新文化，而不能以偏概全。胡适以用白话为新文化，而国民党统治的两三年来，白话文的流行较广于往年，除公文布告外，一般文字言论，都用白话。最近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育机关和学校，小学校的教科书一律用国语编辑，尤其要注意师范学校培养国语师资，可见其诚意。此外，国民政府请发明“鬼话文”新名词的“人话文”专家刘大白任教育部次长，显然意在发展白话文。只要文学家自己不开倒车，新文学运动就不会倒行逆施。

振兴实业与增加国富的效果虽不明显，但总在努力，提倡国货运动如春笋怒发，不弱于五四风潮之际，粗具规模的中华国货展览会和西湖博览会先后实现，引起国人注意。其他如物质生活的设备，国民党重视交通运输，各地公路建设快速发展，航空、无线电和长途电话进步较猛，衣食住用等方面的改进也是有目共睹。奖励华侨回国投资开发实业，鼓励人民投资公用事业的法律条文逐渐具备。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正在通过专设机关整理土地行政，引进外资和人才，科学开发等措施逐渐推行。这些无疑是提倡新文化的精神。同时还制定对内政策，改良劳工生活状况和保障劳工团体发展，试行工会法和工厂法，在发展实业的同时保障劳工权益。这些都有助于推动中国进入机器工业时期而不是相反。婚恋自由与男女社交公开，已得到法制许可和社会公认。法律上继承权男女绝对平等。艺术、宗教、科学、政治设施等各方面，都不乏建树，有的比新文化运动家更见成效。

有鉴于上述，国民党虽然没有高揭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却在各方面向着新的路上走，算得上在新文化的旗帜下摇旗呐喊。所以，就最广义的新文化运动而言，非但不反动，还是运动者。

就次广义层面看，国民党更不是反动，而是“大运动者”。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显示他推崇科学精神，无以复加。其信徒如果不是叛徒，当然一致欢迎、拥护赛先生。而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备受胡适崇拜，按照胡适由叶楚伧推及国民党的逻辑，也可以证明国民党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况且胡汉民、戴季陶等国民党要人有诸多拥护科学的言论文字。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的决议案，第四、第五项明确规定要注重科学和科学教育。倒是胡适推举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开山祖师的梁启超，宣称科学万能的大梦破产。胡适为了反对国民党，前后矛盾，黑白颠倒，将拥护科学的国民党判为反动，鼓吹科学破产的梁启超倒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鼻祖。

至于德先生（民治），正是国民党的一贯主张，即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无论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演讲，还是同盟会宣言、《民报》六大政策、民元国民党规约、民三中华革命党总章、民八中国国民党规约、民十二中国国民党宣言、民十三中国国民党总章序言，都公开正式主张民治，而非反对权力属于全体国民。不过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主张革命民权，与西洋民主主义的天赋人权有所区别，反对民国之人不能享有。欧美的民主主义表面看好像主张一切人类都是自由平等，实际上实行的不过是统治民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用以压迫弱小的异民族和一般平民。有人称之为“金权政治”，而非真正的民治。欧美大多数国家的民主政治，人民只有选举权，以此行使代议制，实际上不能管理政治。因此国民党分别权能，将政权与治权分开，主张国民不但有间接民权，而且有直接民权。民权主义与西洋近代的虚伪民主主义不同，不仅始终拥护民治，而且实行最进步最完备的办法。现在的训政，就是注重民权行使的训练。如果批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训练民权不够努力，应当诚意接受，加倍努力，但是说从娘胎里就拥护民权的革命的国民党是新文化的反动，却认保皇党领袖为新文化运动的祖师爷，就是反其所反，难以理喻。

道德（穆姑娘）方面，胡适知道国民党并非不要道德，只是不以孙中山抬高中国固有的旧道德为然。其实孙中山是要用公平的眼光重新估价一切新旧道德，不愿盲目附和新文化的一概排斥旧道德，主张保存和发扬中国文化的好道德。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恢复中国的民族精神，从而恢复民族地位。因为固有道德是民族自信力的基础，民族自信力就是民族精神之所在。丧失了民族自信力，以为中国一切皆不如人，这种义和团以后中国社会的媚外心理如不痛切革除，势非至于亡国灭种不可，哪有民族地位可言？新文化要造成人类互相亲爱的新社会，必须有好的道德，而作为中国民族精神所寄的固有道德，有助于新社会，决不应弃若敝履。况且提倡中国固有道德，并非排斥学习外国的好道德。只是反对一概而论而已。即使继承固有道德，也要加以重新解读和改善，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胡适最后所提的五条请愿，为最狭义的新文化运动观，可是国民党并不反对白话文，还努力推行国语，而据胡适自己当年提倡八不、四要时所说，国语的造成从来不是教育部老爷们和言语学专门家，而是文学家。负此责任的新文学家未能造成普遍的社会需求，是因为标准的国语尚未造成，文学的国语尚不完备，国语的文学没有充分供应出来，不能推卸责任到国民政府身上。1918年胡适回应北京大学招考应一律用白话文的建议时，表示无权如此，也不该用专制手段来实行文学改良，现在却要国民政府强制推行白话文。如果不用极端强力推行白话文就是反动，则首先应该宣判为反动的就是胡适本人。此外，胡适一方面主张小学只教白话，一方面又为中小学图书馆和地方公共图书馆开最低限度国学书目，这样的自相矛盾，亦可见胡适的反动。

关于思想言论等一切自由，胡适所依据为发源于18世纪的天赋人权论，国民党则主张20世纪兴起的以社会利益为中心观念的团体自由主义，限制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和洋奴的自由，以保障社会的进化。这非但不是反动，“而且是最新的社会主义（非个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所必取的途径，必要的手段”。由此看来，国民党是新文化运动的有力运动者。

其最后的结论是：国民党对于新文化运动并不反动，倒是胡适自己，不知不觉中陷于反动的境界了。希望胡适努力做成功的白话文学家，而国民党人只有更加坚定信仰，不为似是而非的“胡说”所惑。

《人权论及其他》收录的另一篇反驳文章，是陈光虞的《读〈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后答胡适》，作者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干事。在他看来，胡适最新发表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比前诸篇在技术上要精巧得多，在方法上要彻底得多，在态度上也要坚决得多，强硬得多。其中最要的主旨，就是说，中国国民党对于新文化运动是反动的”。胡文大约分为两部分，前一段征引几件事实，作为国民党反动的铁证，后一段运用历史把这几件事实作一系统的说明，以示这些事实不是孤立偶然的，都有历史的背景和理论的根据。其目的是逼迫国民党屈服，不得不接受其主张。

曾经是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的国民党人杨杏佛对胡适的文章也写了一篇答文，表示看过后并未如胡适所希望的生气，而是只能叹气。胡适主张的五件事互相冲突，永远不能同时实现。希望胡适和读者明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并不是两个对峙不相交互的现象。“新文化运动中有国民党人，国民党中有新文化运动者。”简言之，中国国民党对于新文化运动并不是反动的集团，但是否“正动”，有待商榷。至于国民党是否进步、革命，更是大问题。而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思想、态度，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杨文一字未及，所以陈光虞忍不住要再来作答。

胡适举“抵制文化侵略”和“恢复国粹”为国民党反动的铁证，而抵制文化侵略不是抵制进化，包括收回教育权，取缔外人以奴隶教育、宗教教育麻醉我国青年，取缔外人报纸挑拨离间，助长内乱，造谣诋毁，损害我国威信。英法帝国主义者利用替天行道、为劣等民族谋幸福等假面具侵略五大洲，吞灭三大族，为维持生存起见，必须反对其用文化侵略协助经济和政治侵略。任何中国人都知道此事的意义，以新文化运动者自居的胡适居然不明了，真是怪事。抵制文化侵略的意义全在民族一方面，是抵制侵略手段，而非文化进化。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这即使不是“正动”，也绝非反动。胡适作为“国际名流”，站到“世界学者”的立场上，反对抵制文化侵略，已经不是中国国民的一分子以及被压迫民族的一员，而是帝国主义豢养的洋子洋孙，所以不同情被压迫民族的奋斗，而要直接间接助长文化侵略，做帝国主义的清客。只要“世界学者”“国际名流”的地位稳固，中国哪怕国亡族灭，也在所不惜。只不过，胡适尽可跑到帝国主义者的政府里与发明氯气炮的人争功，而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却不能不承认国民党是正动、革命，而宣布胡适为反动。

文化是为“人”“群”的需要而存在，恢复固有，才能吸收外来，创造新生。恢复民族地位，必先恢复民族精神，显明民族意识，浓厚民族情感，增强民族自信。而且固有文化中确有优秀成分，恢复国粹与学习欧美并行不悖。胡适只把西洋文化当作新文化，又误认为文化可以脱离人群需要独立存在，所以把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一笔勾销，改头换骨接受西洋文化。为此主张承认殖民统治，反对借学问引起爱国心以鼓吹种族革命。从民族与文化的立场上，胡适也是反动分子。

胡适关于文学革命与思想自由的批评及其五项主张，自相矛盾，前两项是干涉主义，后面则是放任主义。干涉言论自由有两种不同意义，一是代表顽固思想禁止新思想的发育，一是代表进步思想禁止旧思想的传布，前者是反革命行为，使社会退化，后者是革命行动，使社会进化。作为进步的三民主义的革命党，国民党的干涉只要不违反三民主义，就是正面的。大多数国民还在闭关自守，言论自由只会导致“天下万年”。怀疑、批评、弹劾、反对、否认，都要分个新旧当否，不能怀疑一切，不能一视同仁。况且怀疑只是革命的预备而非本体，怀疑是手段，推行革命思想才是目的。胡适由“清道夫”变成“障碍物”，便是由协助革命者变成反动。

训政是走向民治的必经之路，也是政治制度的创获，目的是使人民养成自治能力，消除直接实行宪政的流弊。其办法是科学的，合乎时代潮流的。新文化运动拥护德、赛两先生，国民党于此是正动，进步，革命的，胡适却是反动的。

最后，陈光虞模仿胡适的口吻写下一段结论：“一个自命为新文化运动者，一个大学的校长，他的思想若是含有不合时代的反动倾向，他的影响可以阻碍一国文化的进步。所以我们对于胡适先生的思想……无论在民族的立场上，新文化的立场上，革命的立场上，人的立场上，进化的立场上看来，统统是反动的。如果胡适先生不能自觉地纠正这种反动思想，那末，胡适先生，你将来只能渐渐地变成一个反动分子，时代的落伍者，决不能担负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责任。”

由于文章写成的当天报载胡适辞去公学校长职，专门著述，并拟出国讲学，陈光虞还忠告胡适无论走哪条路，都先要把思想涤除一下。在国内著述，要用进步思想，革命精神，对青年们讲话；出国讲学，更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国民，四万万同胞还在文明的列强铁蹄之下呻吟！

南京国民党中央的态度，与上海市特别党部如出一辙。1930年3月，《建国月刊》第2卷第5期刊登了王正之的《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指胡适近来做了很多吐气的文章，大有“吹山而使之动摇”之气概，一提笔就要提到纠正国民党一事上来。今番胡适说自己被通缉严办，革去校长，剥夺了公权，实则虽有人呈请，政府未必能照办。自己写文章不是要与胡适辩论，以求说服，而是用作评论，从胡适所言加以评判，或以胡适的立场进行反驳。

胡适没有明确说新文化是什么，实际上主要是指白话文。而国民党几次代表大会宣言，都不用骈文，教育部公文已采用新式标点，小学禁止文言教科书，教育部还有一个白话文学次长。白话文不等于新文化，胡适自认为首倡白话文，便是提倡新文化，所以国民党不曾明白地提倡白话文，就得罪了胡适。其实白话文不是新东西，更不是新文化。胡适自己承认白话文学有一千几百年历史，也是国粹之一部。而胡适将另外一部即文言文称为“鬼话”。如果说白话文是筑成中国黄金世界的一个条件，胡适能否承认？用古文是反动，用白话文何尝不是复古？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其认为是新文化运动）便是复古运动之一种。照胡适的逻辑，复古便是反动，因此胡适的主张也是反动，做白话文也是反动分子。胡适认定白话文是新文化，说政府用国语就不反动，意在凸显自己提倡白话文的风头。

文字本身有无反动性？梁实秋认为，文学没有阶级性。同样提倡白话文的陈独秀做文，必定会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角度，论述文学的阶级性。而胡适大概不赞成其说。如果文学没有阶级性，文字有反动性就是欺人之谈。白话是形式，反动与否，全看内容。章太炎的讨满檄，用古文而不反动，但假如胡适用白话文写复辟诏，就是反动。

胡适自诩领导思想解放，可是效果不易寻出。而被目为反动的国民党，却曾切实做过思想解放运动，扫除了一般人崇拜帝王的思想并引起他们的民权思想，打破媚外心理，既不会盲目排外，也不会崇拜洋人。而且事实上在为中华民族谋解放。要解放世界弱小民族，根本就是解放其奴隶思想。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把一切媚外思想解放出来，这比胡适的空谈切实得多。胡适指其反动，不知是何居心。

胡适又指提倡国术打擂台为反动，而美国也有拳击，也是打擂台；又说祀孔无聊，若将来设纪念日拜祭杜威，胡适未见得义可容辞。胡适反对狭义的民族主义运动，却整理国故，不是也有保守性？胡适不主张中国固有道德，却仅凭吴稚晖一句话就说西洋人道德高明，仿胡适的说话，就是“七八年留学美国的胡适之先生，尚且说这样没有事实根据的话，怪不得不曾出国门的一般小新文化家，要说‘美国是由道德筑成的黄金世界’”。

现在是一般失意军阀和官僚不满意于国民党，所以造谣说人民不满。而比胡适更前进的思想界，是共产党，他们骂国民党太不彻底，意思是国民党不肯打倒资本家，放逐大地主，坚守三民主义太僵化。后退的研究系、安福系也不同情国民党。言下之意，希望胡适不要与这些人为伍。

总之：“胡先生之新文化，白话文学而已矣。胡先生之所谓反动，不曾用白话而已矣。胡先生之所谓历史的研究，矛盾而已矣。我们之所以批评胡先生，拥护言论自由而已矣。”

表面看来，陈德徵、潘公展、陈光虞、王正之等人的立论并非完全无理，对胡适的批评大体上也言之成理，只是都不能指出胡适很长时间自外于新文化运动，而国民党曾经是新文化运动发动者的历史事实，无形中坐实了胡适是新文化运动领袖的他指及后认叙述。而为国民党的种种辩词，与事实及国人的感受相去甚远。例如思想言论等自由，固然不能成为旧思想的护身符，可是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如果全由国民党一家之言，势必导致许多正当的言论被禁锢。同样，训政本来是为从军政过渡到民政而设计，别有用心者利用来维持集权专制，妨碍民权的实现，就是南辕北辙。不能正视诸如此类的问题，国民党对于新文化运动是否反动，必然是官与民的看法截然相反，不必胡适的骨头烧成灰，“反动”的谥号也会牢牢地戴在国民党的头上，成为令其头痛不已的紧箍儿。

四、各方的辩与驳

胡适的一系列文章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搅动一潭深水。1930年2月初版的《人权论及其他》，只是做了围攻胡适的急先锋，而且仅代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一派人的意见。王正之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大体不出《人权论及其他》的逻辑范围，为国民党辩护的意味明显。而其他各方人士的立论，却是从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来考察。

自《新青年》改组后，以西化为基色的新文化运动就转入新的发展时期，而胡适还停留在五四前的思想启蒙阶段，连社会性的文化运动也不能接受。这样的窘态，早已映入有心人的眼帘。应鹏发表于1927年的《不彻底的新文化运动》就说：“偶然翻阅《适之文存》，觉得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者的领袖的思想、见解，有下列三种的特点：（一）对于人生，知有理智而不知有情感；（二）对于西洋文化，知有科学而不知有艺术；（三）对于中华文化，知有圣贤而不知有民众。只知理智和科学，所以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只能说是半截皇帝。至于只有圣贤而不知有民众，那真是盲人引路，非跌到深池里去不可也。”这番描述，可以反映后新文化运动时代人们心目中的胡适形象。

与《建国月刊》体现南京国民党中央的立场不同，由国民党广西省党部编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南方青年》，反映了西南分立势力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的态度。震盟的《文化运动是什么——胡适博士之文化运动理论之评判》表示：假如提出什么是文化运动的问题征求答案，读者一定认为胡适是能有好答案之一人，因为他是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领袖。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中说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方面是文学革命，大事业是思想解放，其改革的五项最低要求，前两项即文学革命，后三项即思想自由。对此答案读者们会大失所望。因为这远不足以穷尽文化运动的内容，甚至没有把握住文化运动的真正意义。

文化绝不只是文学和思想，凡人类调适于环境而产生的事物，就叫文化，所以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包括一切有形的实物与无形的事项。大别为两类，即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文学仅仅是艺术中的一部分。而且胡适的文学革命，只是把文言变为语体，乃文学形式的转变，并非文学思潮的转变，只是文学革命的一部分。思想解放提倡怀疑和批评精神，可以作为文化运动的大事业，但必有一种理论而后可以进行解放运动，并成就解放事业。五四时代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否认上帝，也要有所根据。所以文化运动的内容不必就是思想自由。只要一看欧洲文艺复兴、法国启蒙运动和五四文化运动便可明了。作者乐见胡适对南京方面的批评，但并不认同胡适关于新文化运动历史与现实的见识。

参加创造社并担任理事会理事的彭康是中共党员，正与鲁迅等人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他关注文化问题，自然注意到胡适的文章，并写了《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的长文。他认为，去年五月胡适在《新月》发表《人权与约法》，表明新文化运动充实了内容而密切地与政治发生联系，新文化运动者转变为人权运动者了。文化运动必然与政治运动发生关系，因为文化斗争本来就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一定要与政治运动同一步骤，才能深入广大群众，发生实际作用。《新月》的先生们开始尽管回避政治，现在也不得不讨论政治了。这是必然的发展。新问题是胡适等的文化运动有怎样的政治意义，人权运动是什么，有怎样的阶级意义和作用，一切问题中阶级的立场总是主要的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思想界反而出现引进介绍社会科学的热潮，哲学出身又在大学任教的彭康，同样努力用新的社会科学理论看待与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在他看来，我们的文化运动与胡适等的文化运动不一样。胡适以新文化运动者的立场批评国民党，证明国民党在历史上及现在的施设上都是反动，这一点固然不错，中国民众尤其是广大劳苦群众没有一个不认识到国民党是反动的，是压迫和剥削他们的敌人。而胡适们现在也不得不承认了。可是，反动也要分究竟从什么观点和立场来看。封建势力说资产阶级反动，资产阶级又说封建势力反动，而无产阶级更说封建势力、资产阶级和一切反无产阶级的东西都是反动。所以只是笼统的说反动还不能解决问题。

文化运动包括“文化”和“文化运动”两个概念。文化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上才能发生和发展。文化是客观的社会状态反映到人的意识而由人的意识的劳动产生出来，其发展径路伴着客观社会状态的发展径路。新文化产生后，要除去旧文化的传统和维护它的旧政治组织等障碍，于是发生有意识的文化运动。所以文化运动是一种文化斗争，必然要发展为政治斗争，而且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旧文化和旧政治组织是在同一物质基础上发生出来，旧文化巩固旧的政治组织，旧的政治组织维护旧文化。这时新文化运动为发展起见，一要文化上与旧文化彻底斗争，二要推翻旧政治组织来开拓新文化发展的地盘。文化斗争必定随着政治斗争的发展改变而发展改变，政治斗争与文化斗争是社会革命紧密相连的两方面。胡适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起于戊戌维新，也指出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密切关系，戊戌运动的意义是要推翻旧政制而采用新政制，中国的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发生于政治运动的要求。五四运动更是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融为一体密不可分。

中国的文化运动也是一种政治斗争，而政治斗争离不开阶级关系。原始社会以外，社会中的一切运动都有一定的阶级背景和阶级意义。胡适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证明国民党反动，可他忘记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更忘记了这几年来中国的政治斗争的转变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转变，不能进一步证实反动思想与反动政治的关系。当国的政党思想反动，政治难道不反动吗？思想是整个党和他代表的阶级的理论表现。所代表的阶级根据它的经济关系建立适当的政治，为了维护和巩固其政治，所以才有种种理论和思想。一个党的思想正是代表其阶级要求和政治关系，正因为国民党在社会阶级及政治上反动，所以思想上才会反动。国民党对于新文化运动和旧文化的态度，不仅有历史背景和理论根据，而且有阶级背景和政治根据。胡适没有认识到这一层，好像反动思想只是某个人的偏见，而不知道这正是整个国民党的思想，国民党里不仅这样的思想和政策是反动的，整个国民党都是反动的。国民党的反动岂止新文化运动者胡适才看得出，广大的劳苦群众早已亲身体会到了！所以，不能不说胡适认识不清，是思想上的落伍者。

胡适的文化运动主要有文学革命、思想解放、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现代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新文明三个方面，对此国民党都是反动的。但胡适所说反动的事实，可见其对现在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及其意义的认识。文学革命要改国语，但不能说改用国语国民党就不反动了。文学革命不仅是文字革命，尽管打破旧形式也有重大意义。文字改革后，文学革命跟着社会进化，经过了许多发展。只是胡适不懂，还停留在白话文学上。其实中国的文学运动已经超过文字改革的初步运动，进到怎样充实内容和发挥其实践意义的境地，怎样的内容和怎样的意义是现在对于文学的唯一的问题。用白话写的贺电，内容和意义也可以是反动的，而事实上确有许多是反动的。

现在中国所要的文学是胡适和《新月》的先生们所反对而始终不能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这种文学运动开始已经两年，消极的方面是反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文学，积极的方面是用无产阶级意识表现中国社会阶级的斗争，暴露统治阶级的反动，指示工农大众斗争的途径。精神、意识、内容决定形式，用白话来表现胡适最反对的中国封建思想，胡适就会不以为反动。可是文学运动已经超越了文字改革，个人主义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是我们反对的对象。在这一点上，不能不说国民党和胡适都是反动的。

胡适指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只是接受世界的新文明，但接受什么新文明，怎样去接受，这是新旧文化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主要就是接受怎样一种新文明。要解答这个问题，第一要看现在国际文化领域有什么倾向和经过怎样的斗争。现在的世界，因经济关系超过了民族和国家的境界，把人类分成两大营垒，这个社会和经济的事实决定了文化领域内也划分为两大营垒并相互斗争。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必然要受国际文化斗争的影响，并因中国自己的社会关系决定去接受哪个营垒即哪个阶级的文明。第二要看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斗争发展，到了什么阶段。社会发展规定了文化发展，现时的政治运动要求与之适合的文化运动。忘记了这点，便不能理解现在的新文化运动，更不能予以指导。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运动，从五四经五卅到大革命后，经历了许多变化，发展到了新阶段，文化运动同样发展到新阶段。社会的变化使政治运动继续五四未完成的任务，并增加了新任务。与之相应，文化运动除了继续与旧文化斗争外，还有更为重大的新任务。

从这两方面看，现在的新文化运动已不是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胡适要接受世界资产阶级的新文明，我们要接受现在震撼全世界并与一切资产阶级文明敌对的无产阶级的文化；胡适只是反对中国的旧文化，我们要进一步反对一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倾向；他要打倒一尊，解放中国的思想，我们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批评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把劳苦大众从一切反动思想下解放出来。胡适的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立场。他只是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我们是阶级的意识和斗争的精神。所以，在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上，胡适自己也是反动的。

怎样才能获得思想自由？胡适说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是思想的解放，自然不错。文化运动本来就是一种斗争，对象是旧文化传统，作为旧传统护符的旧政制，一定会对新运动加以束缚压迫，新运动则要坚决反抗，争取思想言论自由，才能发展新文化，这样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意义。争求思想言论自由是一种斗争，其对象不是旧文化传统，而是维护传统的政治组织。文化运动本来就与政治运动关系密切，斗争的发展一定会趋赴政治斗争而与之合一。一个阶级的文化是在其经济基础上发生出来的，物质基础的变化促成新文化的产生，导致上部构造的动摇，统治阶级为要维持其行将崩溃的势力，对促进崩溃的一切东西都竭力防止和压迫，一切新运动都遭受支配势力的摧残，旧势力越动摇崩溃，压迫和摧残就越厉害。我们之所以没有自由，是因为现在的统治阶级不许有自由，害怕暴露其丑态，揭穿其黑暗。

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没有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新文化是不会发展的。争取思想言论自由是一种政治斗争，现在的政治斗争都是某阶级要夺取政权的斗争，所以文化斗争是新兴阶级以自己的文化来代替统治阶级的文化的斗争。我们要思想言论自由，不是胡适等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要求的个人思想言论自由，而是从阶级立场主张无产阶级对统治阶级批判的自由，以揭破反动思想，教育自己阶级的群众，形成自己阶级的理论，巩固自己阶级的战线。

思想言论自由既然是批判的自由，而批判是推动统治阶级趋于没落的一种武器，所以统治阶级也一定要以自己的武器对待，统治阶级的武器就是政权，利用政权来发动一切机关和工具去压迫钳制思想和言论。批判力越大，武器就越凶辣残酷。只有彻底地与钳制自由的政权坚决斗争，才能获得思想言论自由，此外别无他法。胡适、梁实秋等也觉得有思想言论自由的必要，却不知取得自由的方法。胡适希望现在的统治阶级废止一切钳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梁实秋则要法律给我们以自由的保障，这种向统治阶级摇尾乞怜之法岂能生效？国民党的政纲写明“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却并不执行，还更进一步压迫钳制，甚至要你的性命，这就是国民党对摇尾乞怜的唯一答复。

所以，要思想言论自由，就要以斗争的方式来夺取无产阶级对统治阶级批判的自由，还要更进一步地推翻钳制自由的政权，以获得彻底自由。因为批判的对象不消灭，则批判的任务不能完成，政权不推移，则一切反动的事实便不能铲除。要有这样的认识和方式，才能达到目的，替新文化开辟自由发展的道路。同样，胡适和《新月》的人权运动，也是替资产阶级说话，模糊阶级意识，欺骗劳苦群众，《新月》的先生们力争人权，而工农群众要夺取政权，所以人权运动者也是反动的。

现行统治阶级的反动及背叛革命，人所皆知，而《新月》和人权运动的先生们还对现行统治阶级作维护的勾当。他们说国民党是反动的只在所谓新文化运动这一点，假如国民政府马上把胡适提出的几件事都做到了，马上就不反动了，胡适也马上就会心满意足了。可是一面说是反动，一面却又尊为革命政府，这不是故意混淆民众的视听吗？本来革命政府很好，只是对胡适等有点稍欠妥之处，所以要跳出来喊一喊，希望得到对方的回音，如回音到了，那无数的穷人在受压迫和摧残，他们是不管了。怪不得梁实秋说：“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争斗的手段。”（《新月》第2卷第6—7期）这真是什么话呢？无产者除掉做一生的奴隶外，什么都不应该来参加了，思想言论的自由是没有他们的份，人权中也没有他们的权？原来人权运动者们也和他们所称为的反动的现行统治阶级是一伙的，所以希望给国民党青年分子纠错的机会。然而他却不知道广大的劳苦群众看到这种反动的倾向，是要以敌对的态度下彻底的批判，不是希望它“自觉地纠正”，而是根本把它推翻。这是中国现在社会的主要特征，文化运动一定要表示和促进这一特征，而人权运动应该是政权运动。总之，从各方面看，都不能不说《新月》的先生们是反动的。

国共双方从截然不同的角度判定胡适“反动”，使其看起来的确已经相当落伍。“如松”（叶青）的《怎样做“文化运动”——评胡适博士底理论》，跳出简单的此是彼非，在中外大背景之下重新检讨胡适的新文化运动观。刊登此文的《二十世纪》，由沙汀、任白戈等人在上海创办的辛垦书店出版，时任中共上海沪东文化支部书记的杨伯恺任经理，董事长为陈离。书店的编辑有任白戈、沙汀、危淑元、邓君吾、谭辅之、周绍张、廖稚鸣。辛垦书店有两大特色，一是成员以川籍人士为主，二是其中几位骨干是中共党员，整体上也与中共上海文艺战线密切相关。《二十世纪》由陈离另筹经费创办，杨伯恺推荐原为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但曾经叛变的任卓宣（即叶青）出任主编，主要撰稿人包括书店的几位青年编辑，尤其喜欢发表各式各样的批判评论文章，著名的如叶青的胡适批判系列。后叶青被国民党特务收买，所主编的《二十世纪》刊物也被认为是由托派主持。

叶青文章的开头部分，与前述震盟的文章如出一辙，他用几乎一模一样的文字提出，人们以为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最适合回答怎样做文化运动之问，其实胡适不能概括出新文化运动的全部内容，更没有把握住文化运动的意义，做法当然也说不上。文化不只是文学和自由，包括所有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后者即宗教、哲学、科学、艺术、技艺、语言、风俗、道德、法律等，文学仅是艺术中的一部分。胡适的文学革命，只是变文言为语体文，乃文学形式的改变，即所用文字和技术的改变，并非文学思潮的改变。所以只是文学革命的一部分。思想自由是文化运动的条件，不是文化运动本身。思想解放、怀疑态度和批评精神可以作为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看待，但仍必要有一种理论而后可以进行解放运动，成就解放事业。文化运动的内容不必就是思想自由。

胡适说新文化运动的大贡献在于指出欧洲新文明不但物质连思想学术、文学美术、风俗道德都比我们高明，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主要包括赛先生、德先生和穆姑娘，如何解释“文学革命为新文化运动底最重要的方面”一语？而且其所提出的最低限度改革也仅限于文学革命和思想自由，未及他事。这只能说由于胡适的特长在白话文，其他如批判孔孟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以及介绍德、赛二先生等事，并非由他领导，所以当然不是最重要的方面。

欧洲文艺复兴是欧洲社会封建时代到资本时代的关键，其意义即是离野蛮向文明。所谓文艺复兴，就是古代的文学、艺术、科学等希腊文明抬头的意思。正确说来，即是在黑暗的中古之末重新承继希腊来作文学、艺术、科学等等文化之阐扬的意思。法国启蒙运动也表示要脱黑暗而入光明，即文化的开明。中国的文化运动从戊戌到五四，是说过去没文化，现在须做一个运动来输入、宣传、普及文化。叫新文化运动，是因为反面有旧文化，不过旧文化不适宜现代环境，所以新文化运动提倡充分接受世界新文明。

要之，文化运动有时代性质和历史意义，“完全是中古社会与近代社会间底思想革命，亦即近代社会诞生底信号”。

到近代社会末期，历史要进展到未来社会的前夜，思想革命的形式在欧洲和法国，都不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了。近代社会已经文明化了——傅立叶把近代社会称为文明时代，摩尔甘（L.H.Morgan）分为文明时代上期——高级形态了，不必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时期的思想革命形式在傅立叶看来是由文化运动到文化批判。中国的戊戌和五四，相当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今天旧调重弹，不算时髦了。据此，胡适的文化运动观在今天，只有政治批评的作用，没有文化批评的作用。

一般而言，文化批判也可说是文化运动。不过内容与胡适所说有别。五四比戊戌深刻扩大，但只是程度差异，性质全同。现在则要求性质有别。民主包含多数人众，扩大至足以改变质量的人口数量，科学不仅应用、实证等皮毛，应深入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文学应从形式改变到实质变化。

中国文化自戊戌、五四以来，步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后尘，努力于各种专门学术的介绍和研究，企图建立近代社会的文化系统。因此，“我们今天底职志不是像从前那样，欢迎‘洋货’排斥‘土货’，自然也不是提倡‘土货’拒绝‘洋货’，而是用全世界人类文化最高的成果——自然、社会、思维三界综合底新理论，作一科学的批判。举凡从外国舶来底‘洋货’与由本店制造底‘土货’，都加以检讨。在消极方面，把历史所否认了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文学（甚至美学）底理论以及一切玄学的思想形态，破坏下去，在积极方面，把历史所肯定了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文学（甚至美学）底理论以及一切科学的思想形态建立起来”。

总而言之，用玄学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来代替神学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运动，应该代以用科学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来代替玄学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运动。文化运动应该随时代为转移，凭环境来决定。五四以来社会关系大有变动，胡适未能把握实际，脑子里的文化运动论仍然如旧。时代进步了，胡适没有进步，哲学依旧是实用主义，方法依旧是归纳方法，文学依旧是形式改革，思想依旧是个人主义，文化依旧是浮士德文化。没有进步就是保守，保守遂失掉文化革命家的资格。他今天还在说“提倡充分接受”之“世界的”新文化，就是主张极端保守。这是他反对“抵制文化侵略”这一口号的意义。“博士先生，为斯宾格勒（O.Spengler）所宣告其‘沉沦’了底文化，还是可以‘充分接受’的么？”

尽管胡适对西方没落说不以为然，但他所反对的不是当时文化运动的重要与及时的问题，表示他没有进步，这既证明他是五四文化运动的忠实者和贯彻者，同时也证明他是五四文化运动的遗老遗少。“胡适在文化运动史上的确是过去的人物了，还是去‘整理国故’吧。”

如果说国民党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反驳胡适，为自己辩解，共产党则是从现在世界发展变化的视角批判与否定胡适，而双方的结论看似具有某种共通性，胡适贴出来的“反动”标签，最终成为反诸其身的回旋镖。只不过胡适并不是五四文化运动的忠实贯彻者，这样说还是抬举他了。

五、文化侵略与民族主义

如果不是因人废言，叶青批评胡适坚持“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意在反对国民党高唱“抵制文化侵略”，并以此为据指国民党反动的，其实是极端保守的表现，的确切中要害。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已经分道扬镳且尖锐对立的国共两党，都在抵制文化侵略之列。这就涉及与后新文化运动时代密切相关的一个重大问题，即如何在中西新旧的纠葛及朝野极端对立之下，恰当处理西化与民族化的关系。对此胡适的固执己见，已经到了令人高度怀疑其丧失民族立场的地步，在与国民党争论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的言行清晰地显示，他始终认为民族立场是负面情绪。

1929年5月1日，胡适致函英文《中国评论报》的编辑刘大钧，请其将自己的名字从该报首页的名誉编辑名单中取消，给出的理由是从未做过实际工作，实在惭愧。刘大钧以为只是客气，又正患肺炎，十日后才请人代笔复函，说明名誉编辑不必时时投稿，名义毋庸取消，并告以拟请胡适和任鸿隽夫妇、宋春舫、刘廷芳、马寅初等国内学者，各就其专门撰写专著一篇，使外国读者知我国文化。拟由胡适担任的题目为中国文化总论、中国之哲学或新文化，任选其一，先分期发表，将来再特印专刊。接到来函，胡适立即作复，再度要求千万取消名誉编辑名义，并且坦言相告：该报发起时本不预闻，名义公布后欲抗议，因为深信刘大钧是个学者，必不至于有什么意外的动机或作用，不料大失所望，该报已成为官办的“辩护报”了。官办辩护报并非不可，但用不着我们来捧场。并以最近一期的社评称“在总的原则上，政府一直是承认言论自由的”为例，质问“还有脸做《评论报》的名誉编辑吗”？

刘大钧当天答复，应允再下一期定然除去尊名，并说明捧场的理由。“因为报是英文的，主要目的是对外，创办的‘动机’是抵抗日本不利于我的济案宣传，现在政策也是为中国辩护。因为现在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争回已失的国权，与我们的政策相同，所以当然帮他说话。也只以对外为限。不过有时同人热心过度，近于捧场，也在所不免……至于‘作用’一层，是绝对没有的。”创办时刘大钧就想定报名为China Advocate（《中国辩护报》），同人大多数主张用China Critic，以致现在读者发生误会。“但是我所要辩护的，是中国，不是政府。我也明知中国有许多地方应评论的，但是外人骂中国也骂够了，用不着我们再用外国文字去骂了。我以为我们办中文报，与其捧场不如骂；［办］外国［文］报，与其骂不如捧场。所谓阋墙御侮也。吾兄以为何如？”

刘大钧的辩解，显然无法令胡适满意。有两个在此期间发生，并与新文化运动相关的事可为佐证。1929年10月，胡适发表了一篇《慈幼的问题》的文章，以一个国家的人对待小孩、女人和利用闲暇的态度作为文明的风向标，证明中国是“最野蛮的国家”，“凡有夸大狂的人，凡是夸大我们的精神文明的人，都不可不想想这三件事”。并进而声称：“我们深深感谢帝国主义者，把我们从这种黑暗的迷梦里惊醒起来。我们焚香顶礼感谢基督教的传教士带来了一点点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义，叫我们知道这样待小孩子是残忍的、惨酷的、不人道的、野蛮的。我们十分感谢这班所谓‘文化侵略者’提倡‘天足会’‘不缠足会’，开设新学堂，开设医院，开设妇婴医院。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学堂不算好学堂，他们的医院也不算好医院。但是他们是中国新教育的先锋，他们是中国‘慈幼运动’的开拓者，他们当年的缺陷，是我们应该原谅宽恕的。”

胡适的文章一发表，立刻被左派刊物骂为“十足的帝国主义的走狗”。与胡适同为平社成员的罗隆基也说：把那些“深深感谢”“十分感谢”的文字在发表前删掉，要好一些。胡适的答复是：罗隆基不明白其用意，“我是有意要这样说，使那些认为惟有中国才有精神文明的夸大狂的人们有点警觉；引起人来骂，便更好，更足以造起运动！”

胡适的辩解只道出了部分真意，其内心对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看法，的确有肯定的一面，甚至基本倾向于肯定，而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尤其是文化侵略的言行视为守旧。也就是说，他所要原谅宽恕的，决不是办的学堂医院不够好，而是列强的侵略行径。1929年6月3日，胡适题金陵大学四十年纪念册：“四十年的苦心经营，只落得‘文化侵略’的恶名。如果这就是‘文化侵略’，我要大声喊着，‘欢迎！’”此说显然决不仅仅是为了反对所谓夸大狂，更不会是故意招人来骂，以便造起运动。国人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是因其在办学堂医院背后的别有用心，聪明如胡适却混为一谈，不免有些故意。

胡适的态度是一贯和一律的，他明确反对国民革命以来国共两党倡导、举国响应的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私下写道：“近日一班无识妄人造一新口号曰‘反对文化侵败［略］’。此真是一种开倒车的现象！我们这个懒惰苟安的民族，若不是人家拿文化硬送上门来，那里肯输入文化？我们今日所以有一点点人的生活可享用，几乎全是文化侵略的结果……今日高唱‘反对文化侵略’的少年，与那班高唱‘西洋物质文明破产’的老朽，其实是殊途而同归。同归者，同向开倒车一条路上走。”

对此问题，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专门写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文章，开宗明义：“我们说的文化侵略是指的帝国主义者一种软化驯服弱小民族的文化政策。”其办法包括1.设立教会，宣传宗教；2.设立教会学校，推行宗教教育；3.招收留学生，使受帝国主义的教育；4.办理中西文报纸、通信社，传播谣言，或曲解事实的新闻；5.设讲演所或露天学校使听众受他们的宣传。并且清晰地划分界限：“我们反对文化侵略是反对帝国主义软化驯服中国民众的文化政策。我们并不是说反对欧美的文化，我们并不是否认欧美文化之优点，而且承认中国有亟须接受欧美物质文明之必要，我们所谓反对文化侵略，绝不是盲目的赞美中国的固有文明，如保存国粹论与东方文化论者之所为。”同时也“决不是说，中国经济文化既然比较落后，便应当甘心屈服于欧美帝国主义者的宰割蹂躏，亦不是说中国一定要保守这种比较落后的经济文化，不求经济文化的进步”。

胡适的态度，不仅对于中国，对其他东方国家也同样。1929年12月15日，他与英国有名的人类学者C.G.Seligman（塞利格曼）教授及夫人午餐，席间后者问胡适中国人和日本的区别，胡适答称：日本民族有三长：爱美，好洁，轻死，皆中国人所不及。塞利格曼夫人说：“还有一个区别：我们同日本人谈，日本人总要夸张日本的好处，唯恐人说日本的坏处。中国学者便不然。”胡适内心的答案是：“其实日本有好处可夸，何必不夸？我们若有好处可夸，又何必自贬？日本人以称道自己好处为爱国，我们以指摘自己不好之处为爱国，正各行其是也。”此言在当时或许不无道理，可是至今诸如此类的一味以自责相标榜，依然时有所闻甚至大行其道，就不仅是国势差异那样简单。况且所谓爱美为刻意标榜，好洁为新规而非旧贯，轻死也有鼓吹的用心，并非日本民族精神的一贯体现。胡适心有成见，不免凡事都以成见看待和解释。如塞利格曼说日本人工于模仿，中国人能创造，也是一大差别。胡适表示不然，“我们亦工模仿，日本人亦非不能创造……在思想史上说，日本人固很少创造，中国二千年来又何曾有什么创造的思想？”在此前后，胡适多次以日本为例，说明帝国主义侵略并不一定阻碍国家民族的振兴，关键还在自身是否有所作为，不要“把一切我们自己不能脱卸的罪过却归到洋鬼子身上，这也都是盲动”。然而，普遍而言，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确是被压迫民族国家走向繁荣昌盛的前提条件，日本反倒是特例。

对于同是东方被压迫民族国家的印度，胡适依然一视同仁。他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举了一个例，来说明“凡受外力压迫越厉害，则这种拥护旧文化的态度越坚强。例如印度人在英国统治之下，大多数民族主义者都竭力替印度旧宗教旧文化辩护。有时候他们竟故意作违心之论。前年我在康桥大学的世界学生会茶会上谈话，指出东方文明的弱点；散会之后，几个印度学生陪我走回寓。他们都说我的主张不错，但他们却不便如此公开主张。我说：‘为什么不说老实话呢？’他们说：‘如果今天我们印度学生这样批评东方文明，明天英国报纸上便要说我们承认英国统治了’”。

陈光虞看了这段话，不免深深地打了一个寒战，理智告诉他，“我们中华民族的地位，比印度好不了许多。我们站在民族利害一方面，对于印度学生的态度，表示十二分的同情。我们以为就是我们的文明，确实不及西洋，也只能心领神许，也只能不动声色的吸收，而不便‘公开主张’；有时，甚至不能不‘故意作违心之论’，在表面上，‘替旧文化辩护’一下。因为不如此，则列强的侵略就更加上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他们的假面具，就更加上一个强有力的保障。他们更可以说：‘中华是野蛮的民族，没有自治的能力，这是中国的学者自己也承认的，我们天之骄子的白色人，不能不负起责任来为他们谋幸福！’而以世界学者自居的胡适先生，却尽可以在‘世界学生会茶话会上’，摆出那‘国际名流’的臭架子，很慷慨的‘指出东方文化的弱点’！做一做帝国主义者的清客！啊，胡适先生，你的世界学者的地位筑成了，可是你的四万万可怜的同胞，将永远作白色人种的奴隶，为列强宰割了……不过胡适先生认为为这个没出息的中华民国担心，中华民族争存，是没有什么大道理的。国家遂他灭好了，民族遂他亡好了，横竖我胡适‘世界学者’‘国际名流’的地位造成了”。

这些近百年前痛心疾首的话，至今依然表现于国际关系的现实，有时甚至连当事人说话的用词口气都大同小异，不禁令人唏嘘。

抗日战争临近胜利之时，中共中央概括总结中国近代史上对外态度的变化，指出：“近百年的中国外交史，中国人在民族立场上曾有过两种错误观念。在义和团事变前，排外的观念占上风，其后惧外的观念占上风。‘五四’到大革命，惧外观念虽曾一度被民族高潮冲淡，但国民党当政二十年，即在抗战时期，上层人士的惧外观念仍很浓厚，这不能不影响中国社会，故我们应一方面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方面要学习人家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但决不是惧外媚外。这就是正确的民族立场。”

胡适也描述过这一时期前半段中国人对外态度的变化，他从教会传教事业遭遇新难关的角度，认为“第一是新起的民族主义的反动（A New Nationalistic Reaction）”。近几十年来中国好几次反抗西洋人的欺侮，都归失败，“最后一次的反抗是庚子年的拳匪运动。自从那回以后，中国人知道这种盲目的，无知识的反动是无用的了。所以二十世纪头上的十多年可算是中国人对外不反抗的时期；外国人处处占优胜，处处占便宜；中国人怕‘干涉’，怕‘瓜分’，只好含羞忍辱，敢怒而不敢反抗”。辛亥革命和民国成立，鼓起了中国人的勇气，唤醒了民族自尊心。欧战戳穿了“西洋镜”，战后国际形势大变动，俄国革命，“使中国民族——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心理上起许多大反动。结果就是一种新的民族主义的大反动。”收回租界，废止不平等条约等运动，都是反动表现的实例。这种民族主义的反动是很自然的，很正当的，但其中也不免有走极端的倾向。如中共的《向导》恭维义和团运动为“中国民族革命史之悲壮的序幕”，《政治生活》主张“排外二字大可做在民间宣传的口号”，其“排外的纲领”要求取消协定关税，收回领事裁判权和教育权，禁止外人在华传教，废除外人在华一切特权、租界；撤退军舰及军队。他们相信凡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唯一方法是布宗教，开学校。其理由是80年来列强欺侮压迫中国人的历史，其证据是外国人在中国取得的种种特权和租界。“这些不公道一日不除，这些不平等的情形一日不去，那么，这些反动的喊声一日不能消灭。”“拳匪”的迷信野蛮举动可以用武力扑灭，而民族主义的反抗运动，根据一个大民族不平的心理，有可以公开的目标和动人的理论，是强权不能压制，武力不能铲除的。

如何克服诸如此类的难关，胡适不能开出药方，而是提出两点疑问：一是教会教育能否集中力量办极少数超等出色的学校，二是能否抛弃传教而专办教育。虽然他明知后一条比劝张作霖、吴佩孚裁兵还要难得多。

胡适本人不信教，虽然尊重信众的选择，但是不以宗教信仰为然。他的这番苦口婆心，一方面的确是为了教会尤其是教会学校着想，另一方面则是心中十分清楚，新的民族主义排外思潮，有其正当的理据和目标。胡适所谓的“反动”，与近代以来逐渐变化成凸显政治意义相当于“反革命”的概念有所不同，也包含反应等意涵。尽管如此，胡适最为担心的还是排外导致逆西化，在他的心目中，西化才是新的先进文明，凡是有碍于西化的因素，都应该设法消除。反对民族主义的“反动”，与劝教会改弦易辙，目的都在于此。问题是，西化本身的好坏优劣，只是相对而言，一则所谓西方文明自身的结构性根本问题不过是暂时被其光辉所掩盖，二则举目四顾，似乎都不能与之比肩。即便苏联的社会主义开始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潜力，毕竟初兴，还存在不少未知数，仍然不能动摇信从者的西化信念。胡适并非看不到帝国主义侵略的恶行，却片面地当成被压迫民族国家拥抱西化的阻碍。他认定西方文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公理，相信欧美是中国摆脱贫困落后的楷模和唯一通道。为此，他要扫除一切障碍，以便达到目的。这样的理智随着时代的变化转成盲动，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化变成反对“抵制文化侵略”的思想基础，在国人眼中，不能与时俱进走上“反帝”道路的胡适就难免落入“反动”之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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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