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自由贸易的前提及其危机

文/赵晓

随着中美战略关系重构、美元信用波动、技术铁幕升起、海权冲突频发，自由市场，这个曾被视为经济学“信仰核心”的制度安排，正在全球范围内遭遇系统性危机。如何审视其危机？需要超越“川粉”“川黑”之类的情绪之争，冷静地作一全面剖析。

为此，必须回到“第一性原理”，结合经济学理论，重新审视自由市场的根基其可持续性。

本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

1、全球自由市场赖以成立的“底层必要前提”是什么？

2、这些前提现在发生了怎样的系统性动摇？

3、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否还可以依赖这个制度叙事继续走下去？

一、自由市场：不是自然存在，而是制度安排

在很多经济课本上，自由贸易市场就像空气，是理所当然的。大家各自发挥比较优势，你卖资源我卖技术，他卖劳力她卖品牌，然后“世界大同、合作共赢”。这不光听起来合理，还真曾在过去几十年间“开了花”：货品全球飞、资本自由转、产业高度分工，让无数国家脱贫致富，特别是让中国受益，一跃成为“世界工厂”。

但问题是——这“空气”，真的存在并将永远存在吗？

不是的，自由市场是有前提的。如果前提不存在，则自由市场不存在。

经济学教科书常说：只要信息对称、产权清晰、交易成本可控，自由市场就能高效配置资源。这里面，其实就为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设定了严格与严苛的条件：信任、信息、产权等。

但很可惜，人们并不太讨论这些理论前提。在国内，自由贸易市场更被简化成：有买卖，有利润，有贸易，就能共赢。

然而，自由贸易市场从来不是凭空存在，它的运行依赖一套更基础、更深层的制度与战略前提。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性原理”与“经济学原理”的分工：

第一性原理告诉我们，自由交易的前提是安全与信任。经济学原理进一步告诉我们，唯有在这些条件之下，市场才可能高效运行。

换句话说，自由市场外表像是一栋精美的玻璃楼，而它真正的地基，却深藏在政治、战略、制度甚至文化的地壳之下。

这些“地基”都有哪些呢？下面我们逐一展开。

二、五大前提条件：自由市场依赖的“制度地基”

1、交易双方最低限度的战略信任

自由贸易的第一性前提是：交易者之间有最低程度的战略信任。

两个国家互视为敌人，就不可能放心做长期贸易，更不可能共享技术、开放投资、形成产业互补。

如果一方非把订单、技术、数据交到对方手中，却不能确认你是盟友还是敌人，那其实是非理性行为，所谓“自由贸易”就是拿产业主权做赌注。

举例来说，“中国制造”可以造汽车，也可以造坦克；可以造iPhone，当然也可以造东风导弹；可以出口无人机，当然也可以制造干扰系统。对美国而言，若互信丧失，这就不是经济学的市场问题，而是政治学的国家安全问题。

同样，美国的产品出口中国，美国本可赚钱，但一旦想到是给对手送炮弹，那就宁可不赚钱。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23年对中国高技术类出口许可证批准率已下降至约26%，比2018年的75%大幅下降。这当然意味着，美国不再信任这场游戏的“非武器化”属性。

中国早已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这，不是特朗普一个人的疑问，而是从美国政界、军界、智库到硅谷的系统性重新评估所形成的共识。如此，才有了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1.0。

而自由派经济学家必须回答：如果一国认为“敌对国家的强大制造能力”构成对自己的国家安全威胁，那么与对手的“自由贸易”还能成立吗？

特别是，当制造业本身具有军民两用属性，当技术转让、人才流动、供应链控制都可能转化为地缘博弈的筹码时，“自由贸易”还能否维持其所谓的“非意识形态中立性”？

特别是，俄乌战争、中东战争以及台海风云激荡的今天，对全球自由贸易的讨论，是否还能继续坚持把“全球化”当作效率最优、制度无害的“经济学选项”？

2、共享货币体系与金融清算机制

全球自由贸易的第二根支柱，是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货币体系。

自20世纪中叶以来，自由贸易得以顺利运作，关键在于美元既是全球的结算锚、储备锚，也是流动性锚。全球商品可以交易，资本可以流动，债权债务可以协调，前提是：大家都信任美元，并用它来作为统一的计价单位和支付手段。

没有美元所代表的统一货币，就没有统一结算系统；没有统一清算系统，就没有大规模资本流动；没有资本流动，就没有基于比较优势的全球产业分工；没有全球分工，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格局。

换句话说，自由贸易从来不是“自然而然”的，它是在“美元规则下”运行的全球市场体系。

（1）美元霸权的起点：实体压倒性优势

所谓“美元霸权”，并不是空口喊出来的，而是战后美国所拥有的综合实力所赋予的：
全球GDP占比约50%；工业产值占全球60%以上；黄金储备占全球三分之二；掌控全球海权，维持秩序；拥有全球最强的军队、制造业、科技与内需市场。
在这种压倒性的实体优势之上，美元自然成为“全球货币”，以国家信用为锚支撑全球市场的运转。

（2）美元信用的三阶段演化

但随着美国制造业的持续衰退，美元的信用结构也在发生迁移。从最初的“实力背书”，到“制度背书”，再到今天的“惯性维持”，其路径可总结为三大阶段：

一阶，实力本位（制造业+军力）：布雷顿森林体系；

二阶，信用本位（法治+市场）：后金本位时代；

三阶，惯性路径（历史惯性+无更优替代）：当下阶段。

今天的美元霸权，不再是靠商品出口维系的，而是靠债务输出与“金融吸金”维系的。
美国不再卖钢铁，而是卖国债；不再卖汽车，而是卖科技品牌、制度安全与军事实力的承诺。

这是一种从“实物美元”到“信用美元”再到“幻象美元”的迁移过程。

（3）“特里芬难题”：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但美元的全球角色中，早已埋下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难题”：
世界需要稳定的储备货币，美国就必须输出美元（即负债）；但美元越多，美国信用越被稀释，储备货币的稳定性也越低。

这就像一个人要同时扮演两个角色——既是全球的“信用银行”，又是自己国家的“财政机器”。结果是：全球越依赖美元，美国就越必须透支自身的信用；而透支越深，美元就越不值得信任。

这种悖论到了2022年俄乌战争后达到了转折点。美国冻结了俄罗斯60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震惊全球。这一举动彻底撕裂了“美元是中立储备资产”的神话。

据IMF数据，2023年第二季度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已降至58.9%，创25年来新低。各国开始分散储备结构、推进本币结算，“去美元化”已不是政治表态，而是制度自保。

（4）美元不是问题，人类货币结构才是问题

从第一性原理看，“特里芬难题”的根本并不是美元，而是全球货币结构本身——人类妄图把一个主权国家的债券，当作整个世界的财富锚定物。

债券再大，本质仍是“欠条”。一旦这张欠条失信，所有建立其上的繁荣都将瞬间瓦解。
所以问题不仅在于美元信用过度，而在于**全球货币体系本身以“虚”代“实”，以“债”代“锚”，是结构性不可持续的。这不是是否改革的问题，而是必须改革、否则崩塌的命题。

（5）特朗普试图重构的，不只是美国，而是整个货币秩序

特朗普的政策激进、风格争议，但其核心目标并非“拆毁自由贸易”，而是试图纠正美国深陷赤字与虚拟金融化的“空心霸权”。他推动制造业回流、打击贸易失衡、主张产业安全，不是简单的民粹主义，而是一种针对美元体系第三阶段“惯性虚化”危机的战略性回应。

或许他的方法值得商榷，但问题确实早已存在，并且不仅关乎美国，也关乎全球秩序。学界在谩骂特朗普“折腾”、“搅乱”全球贸易秩序的同时，更该回到那个根本问题：

今天的全球货币体系，还能支撑全球自由市场吗？自由贸易既然如此高度依赖统一的清算货币，那在货币本身“武器化”、清算体系“阵营化”、储备资产“政治化”的现实下，自由贸易的制度条件是否还存在？

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新的“货币文明”——它不是更强的货币，而是更可靠的制度锚定？

（6）向前看：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货币未来？

如果以文明视角看待货币系统，那么理想的全球货币体系，并非只是某一国货币的替代，而应具备三大特征：

公平性：不依附于单一国家利益；

可锚性：具有实物、资源或制度性背书；

可信性：具备可验证、可追责、可持续的治理机制。

那么未来的替代路径可能包括：

新金本位：以实物重新锚定货币价值；

多极货币体系：美元、欧元、人民币、数字货币共存竞争；

数字主权货币体系：以区块链技术重构全球清算结构，实现技术与制度的结合。

不论哪种方向，人类都必须意识到一点：

货币从不是工具，它背后是全球信任结构的总和。没有信任，货币就只是印刷纸。

3、技术平台的互通性

过去我们能做全球生意，是因为大家共享技术标准、产业接口、操作系统，比如安卓、iOS、Wintel、SWIFT、TSMC、ASML等。

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默认这些技术平台是全球共享的。

但今天，技术成了新冷战的主战场。

芯片不能卖了；

高端设备不能用了；

软件要审查了；

甚至连手机系统都要“断供”了。

技术被明确武器化：美国限制对华出口高端芯片设备、限制AI技术、制裁云计算服务……

技术从平台变成“阵营”，标准则从统一变成“封闭”。

据CSIS数据，2023年美国技术出口禁令涵盖逾1800家中国科技企业及机构，远高于2018年时的不到200家。

这不是贸易问题，而是“技术铁幕”正在降下。未来的世界将变成“技术小圈子”世界，而非统一市场。

市场，一旦没有通用接口，自由就没有技术基础，只剩下“内循环”或“小圈子循环”。

4、全球航线与海权秩序的稳定性

市场不仅是信息流与资金流的互动，更是实物流的流通。而实物流的背后，必须依赖一项常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全球海权秩序。

别以为自由贸易是理所当然的，或者是免费的。全球化的商品流动之所以得以低成本、高效率地展开，从来不是因为市场自己能转动，而是因为有人——主要是美国——长期承担着全球航线安全的维护成本。

从霍尔木兹海峡到马六甲，从台湾海峡到红海，从南海到北极航道，美国海军的存在，实质上构成了一个全球“治安网”。过去几十年，美国扮演“世界警察”，虽然备受批评，却也确保了全球航运的安全与畅通。这是自由市场运作的“看不见的护航者”。

可现在，美国人自己都说了——不当“免费保安”了，要开始“按单计费”了。其背后是财政压力，也是战略重心的调整。

今天的现实是：

红海频繁遭袭，航运保险暴涨；

台海军演不断，国际航线绕行；

南海“准冲突”频发，区域国家重新站队；

北极航线竞逐白热化，地缘摩擦不断升级。

自由市场就像是一场全球的开放型“长跑接力赛”，而海权就是这场比赛的“赛道安全”。

如果赛道布满雷区、障碍重重，那比赛不是暂停，而是彻底取消。

过去，人们常批评“美国霸权”，却少有人感恩：正是这种“代价高昂的霸权”，在支撑着自由贸易的全球秩序。

那么，自由派经济学家是否也该认真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自由市场的全球流通依赖某一国家的海军保护，而这项保护是有条件、可变动、可退出的，那么，所谓“自由贸易”到底是全球的制度安排，还是“美国主导的附带福利”？

一旦“全球治安”崩塌，自由贸易就不是失灵，而是直接解体。而这，正是我们已经站在门槛上的现实。

5、制度兼容与规则共识

全球自由贸易的第五根支柱，是制度的兼容性与规则的共识。

当年WTO之所以能成功推进全球市场一体化，是因为它建立了一套看似“中立”、实则以自由民主国家为范式的规则体系。它假定：只要大家参与贸易，走上市场化之路，产权将更加清晰，法律将更趋透明，政治将更加开放，市场将更加自由，最终走向制度趋同。

这背后的战略信念，其实是“贸易改造论”——美国曾坚信：通过自由贸易，它可以帮助战败的德国、崛起的日本、转型的韩国以及中国，完成从经济发展到制度现代化的路径，最终变成它的盟友。于是，美国不仅愿意开放市场、技术与投资，还愿意容忍某些早期不对等。

（1）现实：国家制度并非自然收敛，反而存在根本分歧

WTO的规则逻辑在自由民主国家之间运作尚可，容纳一些制度有瑕疵的小型经济体也无碍，但一旦遇到一个不接受规则精神、规模又大的“制度异类”，整套体系就会被冲垮。

这正是中国加入WTO后引发的结构性紧张所在。中国不仅没有在制度上靠近WTO背后的“制度想象”，反而依托自身庞大的市场、工业与国家能力，将全球化用于强化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用卢比奥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没有改变中国，中国反而改变了资本主义。

这就触发了体系内“免疫机制”的本能反应——排异。

今天，美国已正式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体”，不再给予WTO规则下的对等保护；欧盟、日本也纷纷启动对华贸易规则重审。这是“制度冲突”而非“贸易摩擦”，是秩序的碰撞，而非价格的不满。也在不能基于自由市场经济学的角度简单评判。

换句话说，自由贸易不是你开放市场我就接受你，而是你要共享一套制度逻辑、遵守一套文明约束。如果我守规则，而你利用规则，我开放市场，而你操控产业，那迟早会翻车。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不自由国家，是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制度南墙”。每一次中美式或中英式的贸易战，归根到底，打的都是制度，而不是税率。

（2）“自由的悖论”：从希望到幻灭

相对于“特里芬难题”，我们或许可以称这为“自由的悖论”：

当一个国家通过自由贸易体系迅速崛起，却根本不认同这一体系背后的自由原则与制度精神，反而反向利用自由获得的优势，挑战、削弱、甚至试图替代主导者时，整个自由体系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就将自我崩塌。在这种情形下，自由的最初倡导者别无选择，只能转向设限、脱钩、去风险，以此保全自身制度的自由与安全。这不是自由的背叛，而是自由对现实的反应。

因此，自由的悖论就在于：自由意味着开放市场，如果自由无法筛选信仰者，而盲目庇护否定者，它终将走向自我毁灭。

这不是理论推演，而是现实正在发生的事：

美国在做“去风险”战略调整；欧盟在评估制度兼容性风险；日本与五眼联盟正在重构经济安全框架。

他们所要去的，不是“自由”，而是“虚假的自由贸易”——那种一厢情愿、规则不对等、结果被颠覆的交易幻觉。他们要保住的，不是主导地位，而是自己的制度生存权。

也因此，自由派经济学家必须回答：如果规则本身没有强制共享的能力，而对手又能在规则保护下蚕食你的制度根基，那这套“自由贸易”体系，还能继续自洽吗？

三、当前危机：全球自由市场的五大裂缝正在全面暴露

前文所述的五大制度性地基——战略信任、货币锚定、技术平台、海权秩序与规则共识，正在同步发生结构性断裂。自由贸易仍在表面继续运转，但其所依赖的系统基础，正处于全面松动乃至塌陷的边缘。

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当前局势：

自由贸易的流程仍在延续，自由市场的前提却正在解体。

这不是一次周期性的“经济调整”，而是一场深层次的结构性转向——制度正在重构，信任正在解构，而所谓“自由全球市场”正被迫进入拆分、重组与再认证的过程。

今天的世界正站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一边是仍沉浸在全球化叙事中的旧思维，继续唱着“自由市场万岁”的旧歌；一边是逐步意识到全球市场正在阵营化、区域化、安全化的现实主义者。

其实践结果是：全球市场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平台，而正在演变为多个制度体系之间的“局部交易池”，每个池子有各自的货币逻辑、安全规矩、技术壁垒和政治红线。
曾经全球共享的市场，如今正成为文明分化的前哨阵地。

自由市场从来不是经济学的“自然法则”，而是文明共识的产物。当共识不再，所谓的“自由”也只是徒有其名的流动幻象。

四、中国的现实抉择：迈向自由，还是回归过往？

在全球自由市场的基础结构正发生裂变的背景下，中国面临一个根本性的战略抉择：
我们是否还能继续依赖“自由市场”这一叙事作为国家发展的主轴？

如果自由市场正在转变为“价值同盟型市场”，只在共享制度、战略互信的国家之间运行；

如果中国由于制度不兼容而被日益边缘化，在供应链、规则、技术、金融体系中遭遇全面“去中国化”；

如果美元体系日益武器化、全球金融系统成为高风险区；

那么，继续押注旧有的全球化逻辑是否还现实？

这时，国家面前只剩两条路：

第一条路：正视现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重建国际信任，以制度兼容性换取战略信任，重新赢得进入自由市场“主场”的资格。只有当自由国家相信你的制度逻辑不会威胁其秩序时，市场、资本、技术与合作才会真正回流。

第二条路：选择回归“天朝视角”，构建“内循环+友好国家小循环”的平行体系，打造一个以自身为轴心、以准政治从属换取经济合作的“新朝贡贸易圈”。这种模式并非没有先例，但其可持续性、开放性与全球竞争力，都存在严峻挑战。

这不仅是经济战略的选择，更是国家文明路径的抉择：是迈向可被信任的自由秩序共同体，还是回到封闭、控制、单边主导的旧帝国逻辑？

两种路径，不仅决定了未来的经济形态，也将深刻重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方式。选择之前，必须深思熟虑。

五、结语

自由市场的黄金时代，建立在一套全球共识与制度中立的假设之上。那是一种理想状态：各国信任彼此、货币具备公信、技术彼此兼容、海权保障通畅、规则具有普遍约束力。

但今天，信任在断裂，货币被武器化，技术被阵营化，海权陷入冲突，制度共识濒临破裂。自由市场正从资源配置的平台，转化为地缘博弈的战场——自由正在丧失其制度基础，只剩交易表象。

经济学告诉我们市场如何运作，第一性原理却告诉我们市场为何存在。今天的危机，不在于市场机制出了错，而在于支撑这一机制的“存在前提”正在一块块崩解。面对这样的局势，经济学家和整个知识界都应停止在旧范式中自我安慰，必须勇敢地回归逻辑与现实，正视自由贸易秩序正经历的深层裂变，重新思考市场、国家与文明之间的底层关系。

一个主权国家，不能将自身的未来押注在一个随时可能碎裂的全球市场体系中。它必须学会在不确定中自持，在博弈中掌握主动，在裂变中谋划路径。对于中国而言，关键不在于批评特朗普、不满美国，而在于是否有勇气直面自身面临的深层制度问题与结构性挑战，在文明选择上作出清醒判断：

我们究竟要成为一个可信任的自由秩序成员，还是退回封闭安全的小圈自保体系？我们是重构新共识的贡献者，还是旧秩序崩塌的加速器？

这个问题，不只是战略选择，更是文明方向与中国命运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