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硝烟的战场:关税战与现代地缘政治博弈
文/徐一睿(日本专修大学经济学部教授)
在当代国际舞台上,传统的战争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革。随着核武器的威慑和全球化的深入,国家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变得越来越罕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型的战争形态——经济战,而关税战则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形式之一。当前美国政府重启的全球关税政策,不仅仅是简单的贸易摩擦,更是地缘政治博弈的延续,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现代战争。
关税战:经济制裁的现代表现
关税战作为经济制裁的一种形式,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伯里克利于公元前432年颁布的《麦加拉法令》,切断了与墨伽拉相关的所有商业和外交往来,这可视为早期的全面经济封锁。然而,这一措施并未产生预期的和解效果,反而激化了双方的对立,最终导致了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经描述经济制裁为“一种和平而致命的武器”,认为它可以让武力变得多余。然而,历史一再证明,经济制裁虽然不同于直接的军事打击,却同样具有破坏性,有时甚至能够导致更为严重的冲突。
当前,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全球关税战,尤其是针对中国的高额关税,正是这种“经济武器”的现代表现。它看似仅仅是贸易政策的调整,实际上却是一种地缘政治博弈的手段,旨在通过经济压力来影响对手国的政治和战略决策。
地缘政治复兴下的关税战
自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经济自由主义成为主流思想。然而,近年来,随着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地缘政治正在经历一场复兴。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曾指出,那些对冷战后充满乐观的人们现在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感到迷茫,因为他们忽略了美国在1990年代初所享有的独特地缘政治优势。
在这种背景下,关税战成为了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工具。美国通过关税手段,试图重塑全球供应链,减少对中国等国家的依赖,同时维持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这一政策的背后,是对全球权力转移的深刻忧虑,以及对维持霸权地位的执着追求。
关税作为财政工具的双重性
关税作为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它是国家获取收入的手段;另一方面,它也是保护国内产业、影响国际贸易格局的重要工具。在美国历史上,关税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从19世纪的“美国体系”到20世纪初的保护主义政策,关税都是美国工业崛起的重要保障。
当前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表面上看是为了减少贸易逆差,增加财政收入,但其深层次目的是重塑全球供应链,减少对中国等国家的依赖,同时为国内制造业提供保护。这种政策反映了美国对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的不满,也是其试图通过经济手段维持全球霸权的表现。
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历史循环
历史上,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之间的循环往往与大国兴衰密切相关。经济学家张夏准曾指出,工业化初期的先进国家常常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如弗里德里希•里斯特提倡的保护初期产业的关税和出口补贴。当这些国家工业化并获得比较优势之后,他们却转而倡导自由贸易,并拒绝后来的国家采用相同的保护措施。张夏准将这些富国的行为比喻为“踢走梯子”。
这种保护主义的危害曾被美国前总统里根深刻剖析。他警告说,对外国商品加征关税虽表面上是爱国举措,但最终会导致本土产业依赖保护而停止创新,同时招致他国报复引发贸易战。结果是关税层层加码,价格虚高,生产低效,最终导致市场崩盘,企业倒闭,大规模失业。里根将这一现象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联系起来,誓言不让保护主义再次毁掉美国的繁荣。
然而,讽刺的是,当前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正是这种历史循环的延续。在全球化初期,美国作为技术和产业领先者,大力推动自由贸易,从中获取巨大利益。但随着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开始转向保护主义,试图通过关税壁垒来遏制其他国家的发展势头,维持自身的优势地位。这种政策转变,恰恰违背了里根当年的警告,重蹈了历史上保护主义导致的覆辙。
技术霸权与关税战
在当代全球竞争中,技术优势已成为国家实力的核心指标。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显示,中国在37项科技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而美国仅在8项领域排名第一。这种技术格局的变化,引发了美国的深刻忧虑。
关税战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技术竞争的延伸。通过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美国试图减缓中国在技术领域的崛起速度,维持自身的技术优势。这反映了美国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提升的担忧,以及对未来技术主导权争夺的焦虑。
国家、军事与技术创新的三角关系
历史研究表明,国家、军事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紧密联系。飞机、火箭、人造卫星、核电、计算机和互联网等关键技术的诞生和发展都深受军事需求的影响。在冷战时期,美国通过“安全保障国家”的构建,推动了一系列重大技术创新。
在当前的关税战中,这种三角关系再次得到体现。美国通过关税手段,试图减缓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进步,同时通过国家力量支持本国的技术创新。这种做法反映了技术在现代地缘政治竞争中的核心地位,也展示了国家干预在技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面对关税战的历史经验
纵观历史,面对经济制裁,各国的应对策略各不相同。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曾面临美国类似的贸易压力,但通过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成功应对。韩国在东亚金融危机后,通过经济结构改革和创新驱动,实现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可以借鉴这些经验,将关税战视为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契机。通过加大科技投入、推动制造业升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可以在逆境中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国内市场的重构与消费能力提升
面对关税战带来的外部压力,中国需要重新审视国内市场的战略价值。长期以来,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而内需消费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关税战为中国重构国内市场提供了契机,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驱动型经济转变。
提高居民收入是首要任务。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完善社保体系和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税负,直接提升消费能力。同时,金融市场的健全发展对消费至关重要。完善资本市场能够通过资产效应促进消费,即居民持有资产升值带动消费增长。发展普惠金融,让更多人享受金融发展红利,也是重要途径。
在房地产领域,稳定房价是关键。房地产市场波动不仅影响居民财富安全感,也直接影响消费意愿。应坚决摒弃将房地产作为短期经济刺激工具的做法,严格执行“房住不炒”政策,通过长效机制确保房价相对稳定。稳定的房价预期不仅能减轻居民住房压力,更能释放被过高房贷挤占的消费潜力,对扩大内需具有决定性意义。
此外,优化消费环境,提升国产品牌质量,发展夜间经济、网络消费等新型消费模式,也能有效释放消费潜力。通过这些措施,不仅能减轻外部需求收缩带来的压力,还能为中国经济提供更稳定的增长动力,从根本上改变对外贸依赖的经济结构,增强经济韧性。
多边主义与自主创新的平衡
面对关税战,中国需要重新定位自己的国际角色。美国的关税政策是其国内政治和战略焦虑的产物,而非国际共识。在此背景下,中国既有机会也有责任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捍卫者。
一方面,中国应继续支持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同时构建“世界减去美国”的贸易新格局,加强与欧盟、东盟、拉美、非洲等地区合作,推动RCEP等多边自贸协定发展。将“一带一路”倡议与多边贸易体系结合,在美国退出多边协定的情况下,填补全球经济治理的空白。
另一方面,中国也需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关税战暴露了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依赖性,尤其是在半导体、操作系统等方面。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完善创新机制,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是应对关税战的根本之策。
多边主义与自主创新相辅相成。强大的创新能力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底气,而开放的多边体系为创新发展提供国际空间。中国应在美国退守之际,担当起推动全球自由贸易的历史责任。
结语:关税战下的世界新秩序
关税战作为现代经济战的一种形式,既是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的结果,也是大国博弈的重要手段。它反映了全球权力格局的深刻变化,也预示着世界秩序的重塑。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开放合作,同时加强自主创新,提升综合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变局中抓住机遇,在挑战中实现新的发展。
战争与财政的相互作用始终贯穿着国家的命运。在关税战这一新型战争形态下,如何平衡发展与安全、开放与自主、合作与竞争,将是中国乃至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唯有理性应对,才能在这场无硝烟的战争中谋求共赢,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
- 注:作者近期出版《战争与财政》一书
- 来源: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