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控经济：中国市场和产权的命名及运行逻辑

文/吴思

一、市场案例：“三刀两补”

我先介绍一种很有特色的市场，请读者给这种市场取个名字。

2018年，中国大陆出版图书的品种约50万，达到历史峰值。官方认为重复出版严重，要进行“总量调控”。于是，2019年减少书号约10万，2020年又减5万，2021年计划再减5万，但各出版社叫苦，数量反弹，50万最后只砍到37万。

削减书号，导致黑市价格暴涨。民间书商原来四、五千元即可买到的书号，2021年涨到四万左右。原来在市场上打平手的书，加了这项成本要亏损了。市场供求被扭曲了。

我们看到，出版市场挨了政府一刀，大约砍掉四分之一。此外还有第二刀和第三刀。

第二刀指向敏感内容。

出版界有许多敏感地带，例如有关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选题，涉及党史、军史、民族、宗教和国际共运史等方面的选题，总共十五类，属于重大选题，必须上报备案，未见批复不能出版。在权力大刀砍掉四分之一的市场版图上，又剜出来15个空洞。

第三刀砍向市场主体。

国务院规定：“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通讯社、报刊社、出版社、广播电台、电视台”。除了限制民间的投资者和出版者，还限制敏感作者。近些年来，市场禁入的作者黑名单越来越长。

在此三刀之外，还有“两补”：补贴特权主体和特权选题。补贴特权主体，例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报刊。补贴特权选题，例如各种红色选题。

“三刀”之下，自由市场的规模缩小了，内容单调了，供给方身份单一了，市场因而残缺了。“两补”之下，原本的市场弱者崛起了，市场因而畸形了。

现在的理论问题是：这种市场应该叫什么市场？“三刀两补”是一个外号，请问学名？

二、产权案例：“两界多层”

前边说到“三刀两补”的第三刀砍向民营主体。如果民营主体想进出版领域赚钱，有什么办法吗？常见办法之一是：冒充国营主体，戴上“红帽子”护身。这方面有一个著名案例。

《中国经营报》和《精品购物指南》其实是民办报刊，合称“中经报联”，上世纪九十年代戴红帽子挂靠在中国社科院工经所。中经报联的来历是：1985年，王彦先生从政府辞职下海，个人投资5000元，创办《专业户经营报》，几经更名，改变挂靠单位，换婆婆，越做越大，1999年“中经报联”广告收入高达两亿，资产估值数亿。九十年代末期，报社因股份制改造发生内讧，告状信到了中宣部领导手里，领导要求查一查。

结果，新闻出版署、财政部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名发函，宣布报刊出版主体只能是全民所有制单位，私人投资视为借贷关系，按照同期银行利率还本付息，数万元就拿走了创办人15年的投资经营成果。官方撤销了王彦的社长职务，任命了新社长，主办单位社科院工经所鸠占鹊巢。

其实，这种处理方式还算温和的。在官家大刀砍出来的地盘上，对付冒名潜入者，历史传统是重刑加没收。例如，在官家专营的盐业里，未经许可的民间运销属于“私贩”，货物属于“私盐”，冒充合法身份属于“诡名”，明朝的处罚标准是“杖一百、徒三年、盐货入官”。

官民两界的大区分，已经体现了不平等待遇。在官家界内，不同单位的性质不同，也有不同的待遇。

按照官方分类，《中国经营报》是公益三类事业单位。所谓公益三类，即企业化管理，自收自支，无财政拨款。公益二类事业单位，例如《人民日报》，财政差额拨款，亏损由政府补贴。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例如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财政全额拨款。

于是，在三刀两补的出版市场上，产权呈现出两界多层的结构。有官界，有民界，官民两界内部还有不同等级。

“中经报联”案例，就是民间主体，戴上红帽子，冒充“公益三类事业单位”，“诡名”潜入了官家垄断的“三刀两补”出版市场，做大盈利后被强行驱离，然后昭告天下的故事。

三、中国特色市场、产权和经济体制的命名

现在我们根据上述案例讨论命名问题。

“三刀两补”市场是残缺市场，相关的产权主体也挨刀致残，残缺市场及残缺产权即是一种命名。反过来看，残缺部分是由权力制造或填补的，那么，权力市场和特权产权也是不错的命名。

不过，权力介入是有差等的，既有权力深度介入的市场和产权，也有权力不屑介入的市场和产权，例如利润微薄，无关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锅碗瓢盆市场。权力浓度从高到低，造就了高残市场、低残市场和常态市场。统称为“残缺市场”或“权力市场”，并不能描述这个连续体。

费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的概念描述中国乡土社会：以自家为中心，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如同心圆展开，远近亲疏呈差序结构。套用此意，我们可以用“差序市场”和“差序产权”描述当代中国整体的市场和产权结构。

从“三刀两补”市场和“两界多层”产权可以看出，中国的差序市场和差序产权具有品级特征。央企、地方国营、县级大集体的品级和特权是不一样的。民企和个体户没有官品，属于品外。但品外的编户齐民之下，还有贱民和走私犯，在官方看来，他们在黑市中的权利是负数，欠着刑罚。这种有官有民、品级鲜明的产权，不妨称为品级产权，这种市场，可以叫品级市场。有品级的资本，可谓品级资本，与此相应的就是品级老板——侯外庐先生就把中国传统的乡绅地主称为品级地主。

品级形态的市场和产权制度合为一体，呈现出什么形状？陶然和苏福兵两位教授在《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 一文中，给出了一个龟形结构。

乌龟的身子，即民营企业汇聚的下游制造业，作者称为“一类市场化竞争”领域。四只爪子，即残缺市场或权力市场，如官家垄断的金融、电讯、铁路、土地、能源和原材料市场等等。四只爪子好像四条管子，可以从民间抽取利益。借助这种结构，官家既可以调动民间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又可以从民企和占有土地的农民那里攫取税费之外的巨量财富，还可以造就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称呼这种由品级市场和品级产权构成的经济体制？

官方的叫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邓小平多次讲，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并没有搞清楚。引入搞不清楚的大概念，只能增加讨论难度。

“统制经济”的概念相对清楚一些。这个概念流行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用来描述国民党在大陆建立的经济体制，包括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金融、交通、工矿、能源等方面均由国家统制，只将民生消费领域向私人企业开放。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比较接近这种状态。

无论是统制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现代政治经济体制。但是，中国官家古往今来一直深度介入并管控经济，马克思曾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描述这个特征，我想打通历史和现实，用“官控经济”这个更一般化的概念统称古往今来的权力经济。

官控经济有不同的演变阶段。从先秦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工商食官”，到汉代强化的盐铁专营；从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到宋代官控金融的青苗法；从现代的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后在统制经济范围内的进进退退，中国官家对产权和商权（即进出市场自由交易的权利）控制强度的调节不断，但始终处于源远流长的同一个谱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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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由FT中文网据《顶残：中国市场和产权的构造及逻辑》一书节选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