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益风险双标错位：不看电视不接电话的中国人

文/汤山老王

什么东西小孩不让看，年轻人不想看，老年人不会看？

答案是电视。

你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回到长辈家，老人戴着老花镜站在电视前面，嘴里念叨着“平时我也按不出来，就等你们回来弄”这样的话。但是当面对老人推来的三四个长得差不多的遥控器的时候，自己也彻底懵了。

我有个亲戚家里之前新买了台智能电视，有次大年三十晚上他家里三个年轻人拿着遥控器满头大汗研究了四五分钟，才搞清楚怎么把频道切进CCTV-1。我问他们在家怎么调电视，他们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说：现在谁还看电视啊？又难看又复杂。

现在的打开电视流程简直堪比解谜游戏：先开电视机，再开机顶盒，看一遍电视厂商的开机动画和广告，接着调机顶盒信号源，面对弹出来的系统更新提示小心翼翼选择“否”，随后进入应用选择界面，进入机顶盒桌面，还要手动关闭满屏的浮窗推送，再点进特定的视频App页面，在里面找到电视直播专区，最后才能调台。

这一连串流程中稍微按错一个键，就可能返回主页从头再看一遍广告，甚至能让你在这个过程中买个保险。这不是开玩笑，我爸有一次出停车场扫码交停车费，莫名其妙就买了份保险，关键他很久之后才知道。

说回刚才，复杂的流程对于年轻人来说顶多就是浪费点时间，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按错一个键就约等于看不成电视。我甚至见过有些独居老人想看新闻联播电视却弹出来让扫码买会员、否则只让试看30秒的神操作。

要知道这是国家级媒体，单论国家信息的通达性，确保国家声音进入老百姓，这是自古以来都需要坚决执行的国策，前些年搞村村通，通电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装电视确保能收看国家媒体。所以电视的这种操作就非常之离谱。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可能根本无法想象，在并不遥远的十几年前，中国人看电视曾经是一件多么丝滑流畅的事情。

那时候只有两步：开机、调台。没有所谓的智能系统，没有一层又一层的二级子菜单，没有开机必须熬过去的商业广告，更没有什么按电影、电视剧、少儿、体育人为割裂的内容分区。想换台了，就像现在刷短视频一样按个加号一直往下刷就行，既没有扫码登录的弹窗，也没有任何需要输入账号密码的关卡。

然而现在的情况是，我花好几千块钱买了台电视，结果硬件厂商和广电却都认为这是属于它们的地盘，相当于买了个活爹，折腾到最后变成了我自掏腰包在客厅正中央给我自己装了个广告大屏，硬件厂商想从我身上赚广告费，而广电更离谱，居然还希望我按月付费看它的广告。

电视消费者不是没有投诉过，但是商家振振有词，以“软件补贴硬件”为理由拒绝去掉开屏广告，广电一想，老虎屁股你摸得我怎么摸不得？有钱不赚王八蛋，机顶盒广告，整上。流媒体App一看也上头了，大家都赚就等于我亏，我不仅要放广告还要放各种弹窗。

大概在十多年前，电视厂商掀起了一轮极为惨烈的价格战，尤其是所谓的互联网电视厂商，厂商们为了争夺客厅这块地盘，把五六十寸的大电视价格直接干到了两三千甚至一千多块钱，零售价格甚至比成本还低，厂家卖一台机器反过来要亏几百。

这时候，有些商业鬼才就发明了一套所谓“硬件亏损、生态变现”的歪理：既然机器不赚钱，那就在开机那十几秒上动脑筋。厂商把不可跳过的开机广告写进底层的固件里，把用户开机的等待时间明码标价卖给各大广告商，江苏消保委后来做专项调查的时候就发现，市面上绝大多数主流品牌的智能电视，都强行植入了15秒到30秒不等的开机广告，而且用户在系统设置里根本找不到任何关闭的选项。

电视厂商打响了第一枪，另一边拥有播控专营权的体系也不甘示弱，广电系统当年仗着自己手里握着全中国最大的流量，垄断着视听通道，眼看着电视厂商从自己地盘吸油水，那是一点都忍不了，于是广电摆出了一副近乎报复般的收费架势。

传统的有线电视闭路费收了还不够，机顶盒上还要额外加收各种专属服务费；靠着当年那纸181号文，各大流媒体应用想进客厅，就必须挂靠在七大牌照方名下单独拿集成播控牌照，单独设立运营主体，把爱奇艺、腾讯、优酷改头换面变成银河奇异果、云视听极光和酷喵，单独开发出一套不能跟手机端通用的客户端，不然绝不许接入、甚至不许投屏。

即使彼时的互联网世界早已证明了“开放、便捷、基础服务免费”才是数字经济的未来。但身处温床里的广电体系根本听不进去，甚至傲慢地问出了那句经典雷人的话：“为什么要广电网来适应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来适应广电网？”

如果说按三四个遥控器、忍受几十秒牛皮癣广告还只是消磨一个人的耐心，那么接下来发生的“套娃收费”，就彻底把普通人对客厅大屏的最后一丝好感也都败光了。

原本在电脑或者手机上，大家习惯了买一个平台的视频会员就能看全站内容，可是一旦搬到了电视的大屏幕上，电视厂商、牌照商、内容平台三路神仙就开始跳出来分账了。

因为有牌照合规和三方抽成的要求，手机端一年一两百块的普通VIP在电视上被强行降级，你必须花双倍的价钱升级成更昂贵的高级电视端会员；即便你咬咬牙买了全屏影视会员，点开一部动画片，屏幕会提示你这是“少儿专区”，需要另外开通少儿VIP；再点开一部想看的老电影，屏幕又提示你这属于某家独立厂牌的院线点播专区，需要按部付费。

一个普通家庭如果想在大屏上顺顺当当地看到所有想看的内容，一年光是在各种细分的会员包上就要花进去上千块钱。最终就形成了现在看到的广告满天飞的情况，不仅耽误时间、影响体验，更重要的是还会大幅占用电视芯片能效，所以很多人电视看到最后屏幕还没出问题，卡得就已经受不了了。

结果，靠着这种近乎绝户式的层层设卡、寸土必争的贪婪，硬生生把有线电视网这整条万亿级的黄金赛道给彻底整没了。

数据显示在2016年之前，中国家庭的电视机每日开机率还能稳稳维持在70%左右的高位。在那个阶段，彩电厂商活得风生水起，各大卖场里摆满了超薄、曲面、4K的宣传招牌，整个中国彩电的年零售量一路高歌猛进，最终在2016年冲上了5089万台的历史绝对巅峰。

本以为那是辉煌的起点，谁知是终点。从2016年开始，中国彩电的年销量就像坐上了没有刹车的过山车，从5000多万一路到了2025年的2763万台，创下近十年最低纪录，回到了十几年前行业刚刚起步时的水平。

比销量腰斩更致命的是电视开机率。曾经高达70%的日常开机比例，在随后的几年里一路雪崩，到了今天普通家庭的电视日常开机率已经跌落到不足30%，在不少年轻人的小家庭里，电视一年到头被开启的次数用一只手就数得过来，绝大多数还是仅仅用来投屏手机而已。

而这又进一步把整个行业推入了一个死循环：跑掉的永远是有折腾能力的年轻人，留下的全是不会换台的老人；看电视的人越少，厂商和广电为了保住当期财报和上级摊派的创收指标，就越得在留存的老实人身上拼命加塞广告、拆分会员；吃相越难看，剩下的人逃离得就越快，一个死循环就此达成。

伴随着电视机一起沉入水底的，还有曾经不可一世的有线电视系统。在有线电视最鼎盛的时期，全国登记在册的有线电视实际用户超过2.2亿户，每个月光是收二三十块钱的基础收视维护费就是一笔旱涝保收的数百亿现金流。

可是到了今天，大量家庭在搬新家或者宽带续费时，直接选择把那个落满灰尘的机顶盒退掉，连线都懒得接，到了2025年，包括歌华有线、贵广网络、湖北广电、吉视传媒在内的7家上市广电公司半年报更是全线亏损，昔日的印钞机变成了填不满的窟窿。

就在电视大屏和广电体系一步步在贪婪与傲慢中窒息的同时，在另一个看似完全不相干的行业里，中国通信业的三大巨头正在几乎完全相同的时间轨道上，迈着近乎一模一样的滑稽步伐，把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亲手埋葬。

把日历翻回到2010年前，那是中国三大运营商最风光、最不可一世的岁月。很多现在的零零后可能根本体会不到当年被手机资费支配的恐惧。那时候一个普通的手机套餐，里面包含的话费全都是所谓的“省内话费”甚至“本地话费”。

你只要坐火车出了一趟省，哪怕只是在邻省的火车站站台停靠几分钟，手机屏幕右上角弹出一个欢迎短信，你的通信状态立刻就变成了昂贵的“漫游模式”。在漫游状态下，接电话要收钱，打电话每分钟更是要加收高额的长途漫游附加费。

后来好不容易熬进了移动上网时代，本以为资费能好转，结果他们又在流量上玩出了让人叹为观止的花活。网络流量居然被生生切割成了城市专属资产：你在深圳办的卡，套餐里的流量到了东莞就直接断网，提示你已欠费，因为那是“本地市域流量”。

如果你趁着小长假打算出门自驾，路线规划要穿过三四个城市，你出门前就得像做算术题一样，捏着鼻子提前在掌上营业厅把途经的每一个城市的“本地流量加油包”逐个买好，稍有疏漏，手机就立刻停机断网，这种体验今天的年轻一代可能都难以想象。

在短信业务上，他们更是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哪怕是发一条只有几十个字的普通纯文本，运营商也要雷打不动地从用户话费里扣除一毛钱。这一毛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收入，因为纯文本信令占用的网络开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工信部历史数据显示全国一年短信发送量一度突破9000亿条，构成了三大运营商账面上毛利率接近100%的印钞机。

事实上很多年龄稍大的人都记得，在微信横空出世之前中国移动其实手握过一张足以称霸整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超级王牌——飞信。

很多80、90后的中国网民第一次接触的手机即时通讯不是微信而是飞信。当时飞信最大的杀手锏就是允许用户在电脑客户端上免费给手机直接发送短信，那时候的短信还不是今天这样只负责收验证码，而是普通人沟通的最重要方式。当时大学生用飞信来发班级通知，单位用它来群发活动消息，短短一年出头就狂揽了上亿的活跃用户。

这本是一个顺应时代潮流、完全能将即时通讯垄断权牢牢握在手中的绝佳产品，然而在国企的任期考核体制下，每年近千亿的传统短信收入是写进集团和各省公司一把手KPI里的硬指标，谁任上把这块利润干没了，谁就别干了。

所以飞信在内部不仅只是个边缘部门，甚至连核心研发和运营都常年外包给了别人，用别人的外包团队去革自己当期KPI命根子的命，在运营商内部根本不可能推行下去。于是看着飞信分流了传统短信的暴利，管理层痛心疾首，非但没有趁热打铁将飞信向全网彻底免费开放，反而开始全面自我阉割：对外强行限制非移动用户的使用权限，将联通、电信的广大用户亲手挡在门外；对内又实在舍不得传统短信的高额利润，很快便改变策略，对各类跨网、跨频段的短信发送重新开征每条几分甚至一毛钱的费用。

这种小家子气的反复拉扯，彻底激怒了用户，也就在同一个档口，大批失望透顶的客户毫不犹豫地转身投向了完全免费、界面清爽的微信。

面对这种直接绕过运营商短信和通话计费系统的OTT应用，通信巨头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反思自己的资费体系有多么陈旧，更不是加速自我革新，而是充满了垄断者的傲慢与震怒。

到了2013年，这场冲突终于彻底公开化，爆发了当时轰动全网的“微信收费门”事件。运营商公开向主管部门和公众抱怨，指责微信的心跳机制频繁占用基站的信令资源，甚至联合起来施压，试图逼迫腾讯向微信用户或者腾讯公司自身额外征收一笔“信令通道费”。普通人如果想继续在手机上顺畅使用微信，每个月必须向运营商单独上交几块钱的“微信月租”。

这场闹剧最终在汹涌的民意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大势下不了了之。后来三大运营商的个人短信发送量开始出现断崖式的暴跌，仅仅几年内就萎缩了超过大半。消费者以一种近乎报复性的狂热拥抱了微信——不仅文字聊天彻底抛弃了短信，连打电话的习惯也被连根拔起。大家宁可忍受早期移动网络的丢包延迟，也坚决在微信里打语音电话，因为这里没有跨省漫游费，没有一分钟几毛钱的长途加价，更没有按秒掐表的吝啬与计较。

运营商原本以为筑起高墙就能逼迫羊群回头，结果羊群不仅撞碎了栅栏，还顺手把整片草原的控制权全都交给了别人。

然而电信巨头们并未就此清醒，他们除了在流量和短信上设卡，还将那个在现代数字通信网络中本就属于最基础服务的“来电显示”等功能冠以“增值业务”的名号，堂而皇之地在每个用户的账单里按月扣钱，一扣就是十几年，哪怕工信部早就发文要求取消，直到这两年依然有不少用着老套餐的老年人因为不知道主动申请更换，还在被每个月偷偷扣着这几块钱，巨头们硬生生靠着全网十亿用户的体量，用零成本的数字代码提款了几百个亿。

更绝的是他们为了追求业绩指标，对高利润号段和外呼接口的放任自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各种以95、96或者162、170、171开头的虚拟号段被批量批发给电销公司和灰产中间商，有些外呼平台甚至只要传一张营业执照照片就能接入，还自带防高频封号的跳转技术，运营商在后台对每一次呼叫抽成结算，赚得盆满钵满，却把反骚扰、防电诈的沉重成本全部甩给了普通人和全社会。

等到电诈和骚扰泛滥成灾，他们为了免责又搞出一刀切式的模型风控，坏人的改号软件照打不误，反倒是无数正常老百姓打几个外卖或业务电话就被莫名其妙停机，还得请假跑去营业厅排队拍照写保证书自证清白。普通老百姓在接连不断的推销轰炸、诈骗恐慌和无端折腾中，彻底丧失了对传统电话信道的全部信任，形成了“陌生来电一律按掉”的全民心理防御机制。

而这进一步促成了随后而来的“身份解耦”觉醒。在传统电信商业模式的蓝图里，一张SIM卡天然兼具着两个不可分割的属性：一重是你的“数字身份证”，它绑定着你的银行卡动态验证码、政务社保系统、所有App的实名认证以及熟人通讯录；另一个则是纯粹的“通信消耗”，也就是你每个月用的流量。

在过去，运营商把这两者进行绑定：你想保住这个用了十几年的老号码，就必须签下动辄上百元、包含大量用不完的通话时长和鸡肋附加业务的高价套餐。然而，当双卡双待开始普及后，大家发现原来二者可以分开。主卡只做身份验证，平时关闭移动网络，只用来免费接收银行短信、政务通知和验证码，资费则直接选择降级到全网最低的8元保号套餐——虽然升套餐在App里点一下秒办，降这个8块钱套餐却得在页面里掘地三尺，甚至打客服电话搬出工信部投诉才肯给你改；而副卡槽里，大家常驻一张电商上买来的廉价大流量促销卡，优惠期一旦结束，用户眼睛都不眨一下直接销号，再花几块钱换一张新卡。

这种操作把运营商几十年来依赖高价合约锁客的盈利模式给掀翻了半边天。面对这种局面，运营商们时至今日依然没有反思为什么用户会如此决绝地防备自己，反而在今年夏天联合出手，宣布全面叫停第三方互联网渠道的号卡办理服务，因为在网售代理渠道29块钱就能买到近200G的全国通用流量，而回到运营商自己的官方App里，同样的29块钱往往只给你2G到5G的通用流量。

他们依旧固执地相信“宜堵不宜疏”，认为只要联手关掉便宜的通道，用户就会乖乖回去买高价套餐。

历史的演进总是充满了残酷的对称性。从当年客厅里因为层层加码、贪婪收费而最终沦为美丽废物的电视机，到如今用户挖空心思、用尽一切手段也要把身份与消费剥离的手机卡，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业，在短短十五年间画出了两条惊人一致的自毁轨迹。

他们手握无与伦比的政策红利，却在每一个技术分水岭前，把聪明才智全用在了算计用户与封堵替代方案上。他们一次次以为只要靠着行政专营的闸门就能把水截流，却不知用户早已在一次次的戏弄中彻底寒了心，最终的结果就是只要有机会，消费者就一定会争相离开。

但可悲的是，作为消费者，从来没法真正离开，我们依然身处轮回之中。

以电视为例，电视层层加码的广告、额外的会员收费等等有毒的操作，其实早已经扩散到了移动互联网。屠龙少年只要坐上庄家位置，长出鳞片的速度比谁都快。

恰恰就是因为电视大屏幕如此拉胯，导致移动互联端的大厂们笃定消费者无论如何都不会回到电视屏幕前，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年移动视频平台的生态在肉眼可见的恶化，从最早的VIP上面还有SVIP，到现在的SSVIP、暂停跳广告、套娃式会员、VIP专属广告，甚至连你把手机投屏到电视上，都要把非VIP的画质强行阉割成480P的马赛克，逼着你再交一笔买路钱。

同样的，随着即时通信软件占据绝对主导，运营商的老毛病立即附体：最基础的云端聊天记录备份和多端同步功能始终被阉割，平台并不是不具备提供云端架构的能力，而是心知肚明数据迁移越沉重，用户的沉没成本就越高。

此外，单款App动辄几十甚至上百G的占用存储也被长期熟视无睹，聊天记录里的照片会过期、会点不开，但是依然占据着你的存储，它省下了自己的服务器成本，却让全社会自掏腰包替它买硬盘，这在全世界的聊天软件界都是独一份的奇葩存在。这和当年利用合约期以及号码注销成本来锁死用户的电信巨头，在本质上没有区别。

为什么我们拼尽全力逃离了一个旧场景，转头却又总是受制于另一个新场景？而且不管是厂家还是消费者，都逃不出这种内卷的宿命？再说直白一点，我们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最勤劳的人民、最给力的产业政策，但为什么大部分市场和产业总是差那么点意思？

这让我想到了兰小欢在《置身事内》里曾经讲过一条朴素的制度铁律：任何一个健康的市场，都必须遵循“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对等原则。

可你回看电视与电话这十五年的荒诞史，就会发现它们运行的恰恰是一套相反的逻辑——收益归自己独吞，代价和风险却由全社会分摊。电视厂商赚走了开机广告费，牌照商收走了过路费，却把时间损耗和极差的体验感甩给了亿万家庭；电信运营商赚走了虚拟号段的批发抽成和极高毛利的增值业务，却把整个社会电话信任的崩塌、全民防诈的心理内耗成本分摊给了每一个普通人。

如果靠着非市场化手段掌握流量入口的人发现把体验做烂、把信任耗光不仅不需要受到惩罚，反而能靠着设卡收费赚得盆满钵满，这个市场就注定搞不好。

早年垄断全美电话网的贝尔公司（AT&T）跟今天的广电和电信运营商一模一样，规定美国人家里只能租用贝尔自己生产的黑色老式电话机，连在听筒上套个防噪音塑料壳或者接个第三方调制解调器，都会被贝尔以“危害国家通信网安全”为由断网封杀。

直到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和司法部下重手，在1984年将庞大的贝尔帝国一刀拆成七家区域小贝尔公司，用法律铁腕立下规矩：修路的只管收过路费，绝不允许规定路上只能跑自己造的车，更不允许在高速路口强卖高价盒饭。

正是因为把底层的电话铜线变成了谁都能低成本接入的公共基础设施，才有了后来拨号上网的普及和整个硅谷互联网时代的爆发。

这仅仅是电视和通信领域吗？再举个例子，屏幕前的各位董事长再熟悉不过了。中国股市为什么喊了这么多年总是让人一言难尽？

说到底，就是因为受益的和承担风险的并不是同一帮人。在这个基因里面就带着融资为主和国企纾困的市场里面，少数人可以通过规则进行高溢价发行和套现把真金白银装进自己的口袋，而为企业风险买单的却往往只是本就不富裕的普通散户，这种“占便宜时讲中国特色、背黑锅时讲市场化原则”的双标错位，完全违背了“谁决策和获益，谁承担风险”的第一性原理。

再说直白一点，不那么市场化的实体经济和相对市场化的股市之间的矛盾，就是中国股市的第一性原理。

如果拿走暴利的人不需要为烂摊子负责，而承担损失的人却对规则毫无还手之力，那么无论技术怎么迭代、经济怎么发展，相应的市场也不会搞得太好。

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你还能想到哪些呢？

如果不能把“谁决策和受益、谁承担风险”从制度上落到实处，那我们自以为翻出了垄断高墙，其实只是踏入了下一个更高纬度的数据围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