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反常识的事：阶层流动就一定比阶层固化好吗？
文/方佳宁
聊起古代制度，人们大多喜欢“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故事。在通俗的叙事里，阶层固化意味着死水一潭，门阀贵族世代骑在百姓头上；阶层流动则代表公平与生机，寒门子弟靠着苦读就能改写命运。
但若把十世纪以后的中外制度史放在一起比照，会看到一个颇为反常的现象。
自宋代科举实行锁院、糊名、誊录以来，除乐户、娼优、皂隶等贱籍（清雍正朝后部分开豁）及宋初对工商杂类的限制外，朝廷取士大体不再看重家世。单论社会上下的垂直流动，宋、明、清三代远高于同时期的西欧与日本。
只是，西欧在森严的领主等级与契约拉锯中，诞生了普通法传统与限制王权的议会；日本江户幕府把“士农工商”的身份边界锁死两百多年，却在地方上存下了不少传世十几代的商号与乡社信用。
反观科举通道敞开的宋明清，朝堂之上，皇权愈发乾纲独断，民间则每隔两三百年就要经历一场人口锐减的大动乱。
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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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废分封、立郡县起，历代君主防范的重心，从来不是民间百姓，而是地方上那些能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势力。
在东晋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门阀政治下，君主是不自由的。司马氏南渡立国，皇权孱弱，不得不倚仗王导、王敦等世家大族，时人谓之“王与马，共天下”。世家大族在地方上，不仅有广袤的田庄，有世代依附的部曲、佃客和门生故吏，甚至直接掌握方镇兵权。他们的政治地位依托于家族威望与地方实力，不全仰仗皇帝一人的鼻息。东晋皇帝虽然忌惮大族，也很难随意将其连根拔起。
到了南北朝，随着寒人掌机要与军功集团崛起，皇权重新崛起。刘宋元嘉三年（426年），宋文帝诛杀权臣谢晦及其兄弟子侄，数年后又将谢灵运弃市于广州，昔日高门逐步退化为依附皇权的官僚。尽管如此，北方崔、卢、李、郑等士族依然凭借深厚的婚姻网络与文化垄断，在隋唐两代延续了数百年。唐文宗曾想把公主嫁入北方士族，遭到婉拒后感叹：“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真正将中古门阀连根拔起的，是唐末五代的战乱。黄巢起义（黄巢本人正是屡试不第的举子）攻陷两京，随后朱温在白马驿将唐廷朝官崔胤、裴枢等三十余人一夕杀尽，投尸黄河。盘踞长安、洛阳的北方门阀网络，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藩镇混战中被彻底消灭。
宋朝立国后，面对一个已经没有世袭大族掣肘的社会，皇帝们顺势将科举推向极致。
宋太祖确立殿试制度，新科进士一律成为“天子门生”；真宗朝以后，糊名、誊录法相继完备。朝廷向天下读书人立下规矩：不管祖上是谁，只要背熟朝廷指定的经书，考中功名，就可以授以官职。
科举制，其本质是皇权对社会精英的收编。
况且，“赤贫放牛娃考中状元”本是极小概率的个案。在雕版印刷尚未普及的北宋初年，一个读书人从启蒙、延请塾师、购置经籍，到十几年脱产备考，再到跨越数千里赴省城、京城应试，哪一样都离不开殷实的家底。考场上的“寒门”，多是家有薄田数十亩的中小地主、经营字号的富商，或是族里有祠堂学田资助的子弟，真正的赤贫佃农连识字都难。
科举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在于让赤贫者频繁登天，而在于用一个看似敞开的登天通道，诱使天下读书人与民间财力放弃地方政治博弈，全数投进由皇权垄断裁判权的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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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读书人寒窗二十年走进金銮殿时，他在朝堂上是孤立的。固然，宋明清的地方社会并非一盘散沙。南宋江西抚州的乡绅家族，懂得将科举之外的精力投向地方联姻、修筑水利与义庄；明清时期的安徽桐城张氏、浙江海宁陈氏、徽州与华南的宗族，也能靠置买族田、兴办族学和联姻网络，在地方上绵延两三百年，几代人接连考中进士。
但这些科第望族赖以安身的护身符，终究是朝廷颁发的功名与品级，而不是自家的城堡与私人武装。一旦离开皇权的认可，再显赫的科举世家也无法凝聚成独立于朝廷之外、能与君主作制度性抗衡的政治力量。
在西欧的封建契约下，1215年英格兰的男爵们敢凭着手里的城堡和骑士武装抗命，逼约翰王在兰尼米德草地签署《大宪章》，立下国王征税须经贵族共同体同意、未经同侪合法审判不得逮捕自由人的规矩。
而在科举官僚制下，官员的功名、禄位乃至身家性命，全系于皇帝一人的喜怒。宋代尚有“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祖宗家法，到了明代，朱元璋废除宰相，设立锦衣卫，在朝堂上随意廷杖大臣。哪怕是权倾一时的内阁首辅，也没有任何法度能保障其人身与财产安全。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曾深受器重的首辅夏言因河套议起获罪，被斩于西市；张居正生前以帝师之尊主持改革十余年，万历十年（1582年）病逝于任上，死后不过两年，万历帝便下诏抄没其荆州老家，长子张敬修不堪刑讯自缢身亡，家人饿死者十余口。
朝廷每三年开一次科，把民间最聪明、最不安分的年轻人捞上来当官；再借着官场倾轧、抄家罚没，以及民间“诸子均分”的析产继承制，将老官僚家族的田产在一两代人之间迅速稀释。江南的科第世家哪怕能靠族产维持门面，一旦两三代人考不中举人、进士，便失去了免役特权与官场庇护，面对州县差役的摊派与豪强的侵夺，家道便会迅速中落。
池水日夜上下翻腾，民间自然结不出能制约最高权力的基石。
平民为“人人皆可为宰相”欢呼，却未看清背后的代价：正因为谁都有可能当宰相，因此，谁也不敢违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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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高流动的选官机制一旦与地方“流官制”结合，又在民间催生出另一种困局。
民间常把“富不过三代”当成自然规律，甚至带着点幸灾乐祸的快意，觉得富家子弟败了家，穷人才有出头之日。其实，财富难以跨代积累，往往是因为私有产权缺乏刚性保障，民间资本不得不向权力寻租。
日本的一家酱油作坊、一间温泉旅馆，能在同一个家族手里传上十几代；英国的富商积累财富后，也可以通过购买土地跻身乡绅，获得稳定的社会地位。有了相对清晰的公私边界和长子继承制对产业的保全，民间才敢做五十年、一百年的长远打算，去改良酿造工艺、修筑领地道路、建立跨代际的字号信誉。
而在明清的流官体制下，官员异地任职，实行严格的原籍回避，三年一考，如走马灯般换手。
人们常以为，寒门子弟当了官会更体恤百姓。史料记载却并非如此：不少从底层爬上来的官员，搜刮地方反而更急迫。不是寒门子弟天生道德败坏，而是受到财政与选官制度的双重挤压。
宋代官员俸禄优厚，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专列“宋制禄之厚”一条，正一品宰相月俸三百千，外加禄粟、傔人衣粮与职田，州县官亦足敷用。但到了明代及清代雍正朝推行“养廉银”之前，朝廷长期实行低薪制。明代正七品知县，每月法定俸米不过七石五斗，折算成白银一年仅数十两。而知县到任后，衙门里刑名、钱谷师爷的束脩（年薪动辄数百两），长随、门丁的工食，乃至迎来送往的差旅开销，朝廷财政一概不予拨付，全靠知县私人掏腰包。
更棘手的是“京债”。寒门士子从读书、赶考到考中进士（或举人），往往已在乡里欠下不少饥荒；等到在京城吏部候补选官，动辄要等上数年甚至十余年。候补期间没有俸禄，在京城的房租、车马、应酬，只能向专做候补官生意的山西票号或京城放债人借高利贷，俗称“拉京债”，利息往往高达三分甚至“八扣、九扣”。
好不容易捱到外放实缺，债主便派掌柜一路跟着新官赴任，直接住进州县内衙坐催。短短三年任期里，这位寒门知县得连本带利还清上万两的京债，得养活一衙门的师爷与家丁；在清代，每逢冬夏两季，还要给京城的部院堂官、座师、同年送去几百到几千两不等的“炭敬”、“冰敬”，给上司送“节敬”、“寿礼”，否则考语一个“才力不及”便会丢官。除此之外，他深知官位不能世袭，自己一旦致仕或病故，儿孙若无功名护身，立刻会沦为乡里待宰的鱼肉，因此必须在任期内捞够回老家买田置地的本钱。
这些银子，自然只能从辖区百姓的钱粮征收里出。正税一两白银，加上“火耗”、“淋尖踢斛”、“平余”等各种陋规，落到农户头上往往变成一两五钱甚至二两。
在欧洲的封建领地或日本的藩国里，领主的祖坟在当地，子孙将来还要在当地收税；日本江户时代的藩主若违反幕府《武家诸法度》，或因横征暴敛引发严重百姓一揆（民变）而被判定治政无方，面临的是被幕府“改易”（没收或削减、转移封地）的严惩。因此，领主在灾年往往不敢杀鸡取卵。
明清的流官是外地人，三年任满拍屁股走人，至于当地的水利是否荒废、户口是否逃亡，留给下一任去头疼。“千里做官只为财”，在低薪、京债与流官任期的三重挤压下，成了一种制度性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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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运转逻辑，直接决定了民间财富的流向。
在明清的江南或晋商、徽商聚集之地，商业贸易不可谓不繁盛。但一个绸缎商或盐商赚了十万两银子后，他却不敢将钱全投进需要三十年才能收回本钱的机械改良或工场扩建。
因为在缺乏独立司法与产权边界的社会里，没有政治身份的财富就是一块挂在闹市的肥肉。地方官可以随时以“修桥铺路”、“协济军饷”的名义向富户派捐（劝捐）；一旦卷入民间词讼，没有功名的商人在公堂之上连站着说话的资格都没有，差役一顿杀威棒就能让其倾家荡产。
于是，明清商人的家训里写满了同一个生存之道：有了钱，第一件事是回乡置买田产；第二件事是修宗祠、办义学，延请名师教儿子背四书五经，哪怕花上几 千两银子给朝廷捐一个“监生”或虚衔道员，也要先把顶戴花翎买到手；至于那些考不中功名的中小地主与富户，为了逃避州县越滚越重的差役摊派，干脆带着自家田产去依附当地有进士、举人功名的缙绅之家，将土地名义上过户给缙绅，自己沦为缙绅的管家或佃户，这在明代中后期被称为“投献”与“诡寄”。
大量本可用于技术迭代与远洋贸易的商业资本，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撤出工商业。随着缙绅优免的土地越来越多，朝廷的赋役重担全压在没有功名的自耕农身上，自耕农破产逃亡成为流民。到了明末崇祯年间，朝廷一面面对辽东战事与陕西大旱，一面加派“三饷”，最终流民揭竿而起，把各地藩王与缙绅世家杀得人头滚滚。
从底层苦读考官，到当官借债刮地皮，再到富商买田捐官避祸，最后引发总崩盘，幸存者再在废墟上开启下一轮科举——高流动的表象之下，社会财富与聪明才智全消耗在了这场周而复始的零和争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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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会问，照这么说，难道要回到种姓制度，或者让权贵世世代代骑在百姓头上，才叫好社会？
这种质问，是把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状态混为一谈了。
历史上确实有靠身份特权吸血的“固化”。比如魏晋九品中正制中后期，刘毅上疏痛斥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高门士族不仅垄断清显官位，还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再如清代的八旗制度，旗人凭血统世代领受粮饷（俗称“铁杆庄稼”），不事农桑工贾，同时自身也被“旗民分治”的法令禁锢在京师与各地驻防城内，不得自由迁徙与经商，最终造就了大批丧失谋生能力、只知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
这种建立在人身束缚与特权垄断之上的僵化体制，早已在历史中烂透了。但不能因为厌恶特权垄断，就把“特权的轮流坐庄”当成良药。
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的英国，同样不是什么温情脉脉的田园牧歌。都铎王朝的君主为了集中王权、充实国库，曾频繁操纵议会通过“褫夺公权法案”（Bill of Attainder），不经正常司法审判便直接宣布大贵族犯有叛国罪，将其处死并没收全部封地——1521年，权倾朝野的第三代白金汉公爵爱德华·斯塔福德便因此人头落地。在民间，15至18世纪的圈地运动中，庄园领主为了养羊卖毛，强行圈占农村公地、驱逐世代耕种的公簿持有农（Copyholders），同样充满了掠夺与血泪。
西欧与传统帝国的真正分野，不在于贵族是否天生仁慈，而在于各方力量的利益争夺，最终有没有沉淀为写进法律的权利边界。
在英国，国王虽然想乾纲独断，但王室领地的收入有限，一旦对外打仗需要征税，就必须召集由贵族、乡绅和自治城市代表组成的议会。议会手握批款的钱袋子，每一次同意征税，都要逼国王签署确认权利的法案作为交换。而在基层，哪怕领主想驱逐公簿持有农，农民也可以拿着庄园法庭的公簿凭证，走进王室的普通法法院打官司。
正是在这种长达数百年的王权与议会、领主与自耕农、行会与官吏的诉讼拉锯中，私有产权的边界被一寸寸夯实。
1604年，英国大法官爱德华·柯克爵士在“塞梅恩案”（Semayne’s Case）的判词中写下：“每个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和堡垒，不仅可用于防御侵害和暴力，也可用于安居。”到了1763年，针对政府强行入室征收苹果酒消费税的法案，前首相老威廉·皮特在议会演说中留下了那句著名的抗辩：“最穷的人也可以在自己的小屋里对抗王室的一切力量。小屋也许破旧，屋顶也许摇晃；风可以吹进，雨可以打进，但英格兰国王不能进，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那道破损的门槛。”
在这样一种由判例法、议会法案与行会规章支撑起来的社会结构里，阶层并非铁板一块——伦敦的富商赚了钱可以买下乡间庄园，跻身乡绅甚至贵族之列；但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垂直流动的概率确实远不如北宋或明代。铁匠的儿子大概率还是铁匠，鞋匠的儿子大概率还是鞋匠。
只是，一个伦敦或约克郡的铁匠，并不需要靠把儿子送去考状元，才能保住自家的铁匠铺。他的铁炉、房屋和传家手艺就受普通法保护，哪怕是国王的税务官，也不能无令破门。
当一个社会的底层手艺人、农夫和商贩，不需要靠“跨越阶层、混进官场”就能获得稳固的产权安全感与体面时，全社会自然不会陷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狂热。工匠可以安心花三代人的时间去改良一块钟表齿轮，商人可以放心把资金投入跨洋贸易与长期信贷，而不必把全部身家押在儿子的读书科举上。只要权力依然没有边界，做官依然意味着赢家通吃。
一个正常的社会，从来不在于穷人有几成机会爬上去当“人上人”，而在于那些没考中功名人，能不能在不仰人鼻息的前提下，安安稳稳守住自家的瓦房与营生。当普通人不必靠挤进官场就能抵御风雨时，阶层流不流动，就不再是一个关乎身家性命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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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合众声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