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缘何如此焦虑，又如此脆弱？

文/金英

具海根(Hagen Koo)，是知名的韩国社会学家。1941年，他出生在韩国，在韩国念完本科后做过一阵记者，后来赴美在西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长期在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教社会学。

让他在学界立住脚的是2001出版的《韩国工人》这本书，这本书在豆瓣网上斩获了8.9分的高分。退休之后，他把目光从工人挪到了中产,挪到了那个在韩国经济奇迹里被造出来、又在全球化里被重新撕开的群体。从工人到中产,他想问的不是”谁在底层受苦”,而是想解答：那些看起来过得不错的人,为什么也不安？

对这一群体的概括，他用了两个词：”特权”和”焦虑”。这两个词像是一组矛盾：常识里,有特权的人该是从容的,焦虑该属于那些朝不保夕的人。

具海根偏要论证这两样东西存在于同一拨人身上、而且互为因果。他要纠正一个流行的误判:很多人以为全球化对中产阶级的冲击就是”萎缩”或”空心化”——中间塌陷,两头变大。但至少在韩国,真正发生的不是塌陷,而是内部的两极分化。

中产没有简单地变少,而是裂成了两半:

一小撮搭上全球化经济便车的人，他们是金融、科技、跨国企业的受益者,加上靠房地产投机和各种寻租发财的人，财富迅速膨胀,向上脱离了原来的队伍,凝结成他称之为”新兴上层中产阶级”或”特权中产阶级”的一群;另一大半人,传统的白领、中小企业主、制造业的中层,收入停滞甚至下滑,随时面临滑落。

书要解释的,就是上面那一撮人如何拼命把自己和下面区分开、又如何把这份新到手的好处传给下一代,以及在这个过程里,赢家和输家为什么一起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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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海根给的不是经济学的标准答案,而是一段社会史。

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殖民、战争、再加上解放后那场土改,把朝鲜半岛旧有的身份秩序连根拔了。”两班”那套世袭的贵族-平民等级,在普遍的赤贫里彻底崩散。

韩国一度成了一个近乎没有阶级的社会。大家被拉到差不多一样的起跑线上,谁也不比谁高贵多少。

具海根认为,正是这种高度流动、近乎清零的社会结构,把”平等主义”焊进了韩国的社会伦理:韩国人不太把世袭的财富和特权当回事,而是真心相信机会均等、相信凭自己的努力可以往上爬。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什么是公认的、合法的向上通道?教育。

读书改变命运,在战后的韩国不是口号,而是大量家庭亲眼见证过的事实。孩子靠考学,真的爬到了比父母高的位置上。”教育热”就是这么来的,它不只是儒家”万般皆下品”的遗产,更是一段把旧等级砸碎、给普通人打开流动闸门的现代史的产物。

接着是朴正熙的压缩式工业化。出口导向、政府-银行-财阀的铁三角、三星现代LG大宇这些巨头被一手扶起来,把一个农业穷国在二三十年里推成了制造业强国,这就是”汉江奇迹”。

高速增长造出了一个庞大的中产:稳定的雇佣、终身的饭碗、一年比一年好的生活,再配上那个”读书就能上去”的信念。这是中产的第一种形态——宽阔、乐观、相对均质,大多数韩国人都自认是中产,都相信下一代会过得比自己好。它的底色是一种朴素的进步主义:先把蛋糕做大,分配的事以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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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997年,这套信仰迎来了第一次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里,韩国外汇储备见底,大企业接连倒下,政府命悬一线,被迫向IMF求援。援助是有条件的——开放资本市场、整顿财阀、强化公司治理。痛是真痛:大宇这样的巨头破产,重组带来惊人的失业数字,过去默认的终身雇用被短期合同和非正式用工取代,韩国就此进入了所谓”临时工时代”。基尼系数一路往上,据OECD的调查,有百分之七点九的韩国人从中产掉进了下层。

但具海根要强调的不是”中产变穷了”这么简单。危机真正的作用,是把那块原本黏在一起的中产,沿着一条新的裂缝劈开。劈完之后,上半截那一小撮人，能在新的金融、科技、全球化经济里套现的人,以及在房地产和灰色地带里攫取财富的人，非但没受损,反而趁着旧秩序的瓦解迅速做大,把自己和过去的同类拉开了距离;下半截则承接了所有代价。

先增长后分配的承诺被忘掉了,买单的是普通劳动者和市民。

这就引出了全书最反直觉、也最要紧的那个判断:为什么连赢家都焦虑?

具海根的回答是结构性的,不是心理学的。在危机后的新秩序里,地位不再是安稳的、可以躺着继承的东西,它必须一代一代主动地、重新地挣回来。

他反复强调:真正的上层阶级，比如资本家、大企业主，可以靠财富继承、靠把公司直接交给子女来完成阶级再生产,这条路不太需要竞争。可”特权中产”的主体是高级专业人员和管理者,他们的位置依附于学历、技能、职位,这些东西没法像房产那样直接过户给孩子。他们能传给下一代的,只有让孩子重新跑一遍那场竞争、重新挣到一份足够好的学历和职业。

问题在于,这场竞争是激烈的、结果是不确定的、随时可能失手的。于是特权越大,要守住并传下去的压力也越大。

具海根访谈里一位中产母亲的话把这种心境说得很透：她说过去教书育人简单得很,叮嘱孩子好好听课好好写作业就行;如今却要操心英语班、数学院、钢琴课,还要琢磨要不要送出国、什么时候送,听了一堆早期留学的好故事坏故事,始终不知道”做到多少才算够”,生怕别人正在更聪明地多做一点。

她最后说,教育这件事对她来说”真的充满痛苦”。

焦虑在这里不是个人脆弱,而是一个有了特权却没有稳固机制去守住特权的阶级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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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了缓解这种焦虑,他们做了些什么?具海根把这些动作归到三个战场:消费与生活方式、居住隔离、教育。前两个他看作”阶级区隔”，把自己和普通中产区分开;第三个他看作”阶级再生产的斗争”，把位置传下去。

消费这一战场打的是品味。

新兴富裕群体不再靠那套旧中产的勤俭持家来定义自己,而是用一种全球化的、讲究格调的生活方式划界:有机食品、精品咖啡、海外度假、文化消费,把”我们”和那些埋头攒钱、舍不得花的老派中产分开。他们把到手的经济资本转换成一种看得见的文化资本——你买什么、吃什么、去哪儿度假、读什么展什么,本身就成了阶级身份的宣言。旧中产是勤勉、节俭、把钱省下来投到孩子教育上;新富则是带着全球视野的、更享乐也更会用文化资本来标记自己的一群。

居住这一战场打的是空间,而空间的名字叫江南。

具海根特别提醒,江南不是自然长出来的富人区,它是国家城市规划的产物。政府要在汉江南岸开发一片新城,起初中产人家嫌它荒凉不肯搬,政府就把江北几所老牌精英高中迁了过去——这一招立竿见影,优质学校一到,中产家庭跟着就来了。

江南于是同时具备了三样东西:最现代的居住环境、最好的学校和学院、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网络。房价被一路推高,高到普通中等收入者几乎不可能再搬进去,这条流动障碍本身就成了阶级界线:住在江南,尤其住在江南更好的社区,变成一种特权的证明。

房子在这里是三位一体的——是住所,是最主要的投资和财富储藏,也是会员身份的徽章。”房地产不败”的信念,与其说是经济判断,不如说是这个阶级守住并扩大特权的核心手段。江南内部那个叫大峙洞的地段,更被奉为韩国私人教育的圣地,房租贵得离谱,外地家庭暑假里专门去租公寓,就为让孩子上几个名学院的特训。

教育是三个战场里最惨烈、也是具海根着墨最多的一个。

这里有个外人难解的反讽:从外面看,韩国教育堪称模范，学生在国际测试里名列前茅,奥巴马都公开夸过,二十五到三十四岁人口的高中教育普及率在OECD排第一,韩国大概是全世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口。可韩国人自己对这套体制极为不满。原因在于,对多数韩国人来说,教育的意义不在求知或养性,而在拿到”学历”(학력)、尤其是”学阀”(학벌)——你毕业于哪所学校,以及由此进入的那张校友关系网。

顶端是俗称SKY的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这三所自殖民结束以来几乎纹丝不动地垄断着精英位置。据《韩民族日报》2016年的数据,一千四百多名高级公务员里有五成五出自SKY,光首尔大学就占三成三;最高法院新任法官的八成四、国会议员的近一半、五百强企业CEO的一半,都是这三校的毕业生。

学阀像一张在你高考那天就盖好、此后终身不变也无法替换的身份证。具海根说,这是最可怕的一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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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为什么形成这样一套体制?具海根的叙述里藏着一连串”好心办出意外后果”的政策史。

1960年代后期中产扩大,富裕家庭开始请私人家教给孩子抢跑,朴正熙觉得这威胁社会和谐,1969年下令初中”平准化”,废除入学考试改成按学区随机分配;几年后又把这套用到高中,强制随机录取,一举抹平了学校间的排名。

平准化确实让穷孩子和富孩子坐进了差不多的教室,可它有个谁也没料到的副产品:既然公立学校被拉平了,有钱人家就把竞争搬到校外去,私人补习市场——学院、家教、各种教习所就此爆炸式生长。

政府越禁,需求越旺。

更关键的是，国家自己后来又亲手凿穿了平准化:1990年代设”特殊目的高中”,2000年代金大中政府允许办”自治私立高中”,李明博任内再扩大,这些学费昂贵、师资国际化的私立学校重新把高中分了层。2013年,公立高中毕业生考上SKY的比例是1.4%，特目高是12%，差了将近九倍。2000年宪法法院又裁定此前禁止课外补习的法令违宪,等于给私教市场彻底松了绑。

私人教育支出随之飙升:韩国家庭用于教育的开销,1990年占家庭总支出8.2%，到2013年涨到11.7%;2000年代初韩国私教支出占GNP的比重居OECD之首,2006年是成员国平均水平的四倍。

战场上最有名的角色,是”江南妈妈”。

具海根访谈里,一些江南妈妈乐意自称”教育管理者”。这个词点破了她们和普通中产母亲的区别。区别不在热情或舍得花钱,而在打法:她们把私教市场看成一片良莠不齐的丛林,自己的任务是替孩子在丛林里开路——找最好的学院,挑最有本事的老师和顾问,盯着年年变化的招生政策制定最有效的策略。

这需要的不只是钱和热情,还有优质信息、判断力和规划能力。她们因此结成小型的妈妈网络,在圈子里交换升学情报、组织孩子的社交;尖子生的妈妈抱团排斥成绩平庸者的妈妈,而在外上班的职业女性，哪怕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在这种网络里反而不受欢迎,因为她们没法像全职的”教育管理者”那样投入。爸爸在这套分工里通常是缺席的,他是出钱的人,管事的是掌握信息和人脉的妈妈。

全球化给这套军备竞赛又加了一条新赛道,也最能体现”特权中产”如何在全球时代给自己定位:把孩子直接送进世界。

早期留学(조기유학)成了一条避开韩国残酷高考、同时积攒全球文化资本的路。可低龄孩子出国得有人陪,陪读的几乎都是母亲,父亲留在韩国拼命挣钱供养海外的妻儿,寒暑假孩子像候鸟一样飞回来短暂团聚——这种家庭被叫作”大雁家庭”,这样的父亲叫”大雁爸爸”。它绝不是普通人家玩得起的。

2006年一项对首尔地区九十八位大雁爸爸的调查显示,他们里近三成是教授、近三成是企业家,其余是大公司职员、医生、律师、公务员,几乎清一色的社会精英;月入多在五百到七百万韩元,每月往海外汇走三五百万。代价不只是钱:不少大雁爸爸长期独居、情感疏离,孤独到出事的也有,这在韩国早被当成一个社会问题来谈。

把英语和一纸海外文凭当成对冲。万一国内这条路被堵死或挤爆,就让孩子绕过它、直接进入全球精英的行列，这是特权中产在全球化时代最典型的一手。

与之配套的,是新自由主义在2000年后渗进教育骨子里的那套语言。大学生中间流行起一个词叫”spec”(스펙),从”产品规格”借来,指的是简历上能展示的学历和经历，比如，高分英语成绩、实习、竞赛奖项、证书、志愿服务、漂亮的海外经历。

年轻人把时间掰成块去攒”规格”,顶尖高校的学生甚至专门休学一年来刷。延世大学一位人类学教授观察到,这些一心攒”规格”的年轻人受不了浪费时间,从幼年就开始练时间管理,《自我发展手册》成了他们爱读的书。具海根点出其中的不公:那些漂亮的”规格”往往是有资源的父母帮着搭出来的——一个无薪实习,专业人士家庭一通电话就安排好了,底层孩子却几乎够不着。

招生程序越是模仿美国、越是强调”创造力””多样性””自学能力”,越是把竞争推向家庭背景,普通中产的孩子在和专业-管理阶层的孩子比拼时,就越吃亏。

把三个战场连起来看,具海根笔下这个阶级的”活法”,其实是一场永不收兵的防御战。他们活着的方式,就是不停地管理、投资、织网、搬迁……管理孩子的教育生涯,投资学区房和补习,经营妈妈圈的信息网络,必要时把家庭拆成两半送孩子出洋。

所谓”选择”,大半是被逼出来的:在一个赢家通吃的地位秩序里,退出就等于落后,你没有不卷的自由。最后,连那些跑赢了的人也没真正轻松。

正如具海根说的:到头来,每个人都成了这套竞争到极致的体制的受害者。教育曾经是把人往上托的阶梯,如今变成了把特权圈起来、传下去的护城河;它没让阶级流动,反而成了阶级封闭最趁手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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