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普遍能吃饱饭，不过是最近四十年的事
文/赵青
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饱饭的？
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好回答。因为在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年头，总有人丰衣足食，也总有人无米下锅。
我们真正要问的，其实是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从什么时候开始，绝大多数普通人能年年吃饱饭，即使遇到灾年，也不至于饿死、逃荒、卖儿卖女？
达成这个目标的时间，其实比很多人想象的都要短。今天许多还在世的老人，都亲身经历过那种肚子里没有油水、常年挨饿的日子。
过去我们聊起古代，要么陷入“衣食丰足的文明古国”的宏大叙事，要么反过来，觉得老百姓几千年都在饿肚子，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不准确。
一、传统农业时代
拿明清时期的江南来说。有学者比较过17、18世纪英格兰中部和长江三角洲的农业，发现两地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并不大，而长三角的土地产出率甚至比欧洲任何地方都高。也就是说，单看种地这件事，江南农民的本事一点不差，一亩地打的粮食比英国人还多。直到1820年代，荷兰的人均GDP虽然差不多是长三角的两倍，但差距主要出在工业和服务业，农业本身两边是齐平的。
这说明传统中国的农业是极其高效的，至少在富庶地区是这样。把古代中国想象成一片普遍、长期的饥荒，并不符合事实。
但高效不等于宽裕，问题出在“余量”上。
另一项关于中国古代工资和生活水平的研究发现，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中国的实际工资长期停滞，两百年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提高，普通雇工的收入始终贴着“糊口线”走。到了1930年代无锡的调查里，靠出卖劳力为生的农户，人均收入比当地平均水平还要低两成。
种地的人能打出粮食，自己却分不到多少，手里攒下的余粮极薄。薄到一场旱灾、一场水灾或者一次蝗灾，就能把一个家、甚至一个村子瞬间推向绝境。
这就不得不说到灾荒。
邓拓在1937年写过一本《中国救荒史》，他做过一个统计：从商汤十八年到1937年的三千七百多年里，各类自然灾害合计高达5258次，平均每六个多月就有一次。其中旱灾和水灾加起来，差不多每三年就能摊上一回大的。
这个数字可能因为古代记录的偏差未必绝对精确，但它传达的社会现实是可靠的：在传统农业社会，灾荒不是意外，而是常态。
邓拓还说过一句话，点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纯拿自然条件解释灾荒是肤浅的，中国历史上的灾荒，追到根子上，很少不是因为剥削的加重所致。如果农民能保住一点余力去修水利、备仓储，老天爷就很难降灾。
换句话说，历史上饿死人，往往不是因为地里绝对没打出粮食，而是因为农民手里根本留不下抵御风险的那点口粮。
二、马尔萨斯陷阱
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福建人陈振龙在吕宋（今菲律宾）经商，看到当地遍种番薯，耐旱高产，便把薯藤藏在船绳里偷带回乡。差不多同一时期，玉米、马铃薯也陆续传入中国。
民间流行一种说法，觉得是这些美洲高产作物造就了后来的“康乾盛世”，养活了暴增的人口，清代人口从七千万一路冲到四亿多全靠它们。所以有人干脆把康乾盛世戏称为“番薯盛世”。
但近年的农史研究对这个说法保留了意见。学者计算过，到19世纪中期中国人口达到4.3亿的峰值时，玉米和番薯加起来也只能养活两千四五百万人。当时玉米只占播种面积的2.75%，番薯还不到0.7%。
换句话说，美洲作物确实利用了山地、坡地这些原本种不了庄稼的荒地，提升了总产量，但它的分量还没大到能“决定”人口爆炸。
事实恰恰相反：不是食物决定了人口，而是人口压力逼出了食物。
因为人越来越多，平地不够种了，老百姓才不得不冒险上山去种番薯、搞一年多熟、把废地改成良田。但技术进步和新作物带来的那点好处，一转头，就被更多张要吃饭的嘴给填满了。多出来的人，依然只能贴着糊口线挣扎。中国始终没有跳出那个残酷的“马尔萨斯陷阱”。
这就是古代社会的底色：种地本事不差，丰年能勉强温饱，但人均水平始终被压在生存线上。抵御灾荒的余量太薄，天灾一到，便是满目疮痍。
其实，同时代的欧洲也没好到哪里去。直到18世纪末，英格兰和江南的发展水平都差不多，中欧生活水平的明显差距是在18、19世纪才稳定下来的。在那之前，欧洲普通人也一样在糊口线附近挨饿，同样要面对周期性的饥荒。
欧洲后来之所以跑通了，靠的是两个巨大的出口：一个是工业化和圈地运动，把大批农民从土地上“挤”出来，变成了城市工厂里的劳动力，土地不再需要承担那么多人口的口粮；另一个出口是新大陆，19世纪到20世纪初，几千万欧洲移民坐船去了美洲、澳洲，本土的人地矛盾被这股移民潮泄掉了一大块。
但如果不顺，欧洲一样会翻车。最典型的是爱尔兰。
19世纪上半叶，爱尔兰人口暴增，绝大多数穷人几乎全靠一种作物——马铃薯糊口。1845年起，马铃薯遭遇枯萎病连年绝收，直接引发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短短几年饿死了一百万人，另有一两百万人被迫逃亡。最刺眼的一点是，在饥荒最严重的那几年，爱尔兰境内的粮食仍在源源不断地运往英国本土出口。
这再次印证了那个道理：饿死人，常常不是天的问题，而是人和人之间制度安排的问题。
三、泄压的出口
回到中国，我们既没有同等规模的工业化吸纳人口，也没有现成的新大陆可以移民。于是，中国人只能用自己的办法去寻找出口，那就是：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
这三条路，说到底，都是为了不被饿死。
闯关东的人最多。清朝原本严禁汉人进入东北，但19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成千上万的灾民顾不上禁令，冒着风险往东北闯。民国时期闯得更凶。单是一九二七到一九二九这三年，内地移入东北的人口就有三百多万。整个民国年间，闯关东的山东人超过了一千五百万。直接的推力，就是内地的旱灾、蝗灾和战乱。
走西口是晋陕冀一带的人翻过长城去内蒙古垦荒；下南洋则是闽粤两省向东南亚的大规模移民，九十年间年均输出十万人以上。
一个地方如果能让人安居乐业，没人愿意背井离乡去卖命。人口成批地往外走，本身就是吃不饱的铁证。
到了近代，老问题没解决，新乱局又来了。民国几十年大半在打仗，战乱对吃饭的破坏是双重的：一边是军队直接征粮、抓丁、毁坏生产；另一边是水利失修、治理瘫痪，天灾一来根本无人组织救济。1931年的长江大水、1942年的中原大旱，都是死人数以百万计的大灾。
美国学者卜凯在1929到1933年间主持过一次大规模的中国农村调查。数据很直观：当时中国农场平均只有1英亩多一点，而同期的英国农场平均有100多英亩。
地块太小，意味着农民根本没有余地搞畜牧业。中国地少人多，养不起肉食，只能把每一寸土地都用来种最高产的粮食。因此，中国普通农民的饭桌上，主食是绝对的主角，肉蛋奶少得可怜，全家收入的大头都花在了“吃口饭”上。
这正是学者黄宗智提出的中国农业的“过密化”——不断往一小块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总产量虽然上去了，但分到每个人手里的粮食并没有变多。
近代中国普通人的吃饭问题，比起明清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治理的崩坏和连年的战乱，反而让那层原本就薄如蝉翼的“余量”，变得更薄了。
四、城乡二元体制下的拉锯
1949年以后，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高度复杂的阶段。
建国头几年，情况确实有实打实的改善。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了农民，加上战争结束、社会安定，1949到1956年间，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从209公斤涨到了300多公斤。
但紧接着，几项互相咬合的制度叠加，让农村的温饱问题重新陷入了紧绷状态。
第一项是“统购统销”。 国家垄断了粮食的收购和销售，农民种的粮必须按国家定的低价卖给国家。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剪刀差”——用农业的产出来支持城市和工业化建设。那几十年里，农民为国家的工业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第二项是严格的户籍制度。 它和统购统销配套，搭起了城乡二元体制。城里人吃“商品粮”，凭粮票、油票定量供应，虽然紧巴，但有国家兜底。乡下人则没有这个保障，挣工分分口粮，年成坏了只能自己扛。更关键的是，户籍把农民钉死在了土地上，古代再苦还能逃荒、闯关东，而此时这条路基本被封死了。
第三项，则是1959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 这是极其沉重的一页，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一度跌回了1949年的起点。
把这些因素拼凑在一起，就能理解一个令人唏嘘的数据：1978年，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是319公斤，而1956年是307公斤。整整22年，人均只挪了十几公斤。
城里凭票定量，乡下挣工分分粮，普通人普遍的状态是不至于饿死，但也远谈不上吃饱。
万里在1977年去安徽主持工作时，下乡调研看到了震惊的一幕：有的人家因为没有衣服，老人一丝不挂地躲在屋里；姑娘待在家里不出门，因为没有裤子穿；冬天里小孩躲在烧过饭的灶口里取暖。万里当场落泪说：“解放这么多年了，农民怎么还这么穷？”
五、真正的转折
真正的历史转折，发生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
万里在安徽搞的核心就是“松绑”：减轻农民负担，允许搞家庭副业。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按手印搞了“包产到户”。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铺开后，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
全国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亿吨，迅速增加到1984年的4.07亿吨。六年时间，涨了一亿吨。
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些人，只是把土地的支配权还给了农民，粮食自己就冒出来了。
1984年是一个坐标。这一年，中国人均粮食达到390公斤，老百姓的基本温饱到这时候才算在大体上落了实。
但也要实事求是地说，当时的“吃饱”依然是低水平的。人均390公斤只相当于今天的七成左右，这些粮食只能保证人能吃饱，根本没有多余的饲料去喂猪养鸡。那一年中国人均肉类消费只有15公斤，是今天的四分之一。城里买粮依然离不开粮票，直到1993年，粮票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从“能吃饱”到“吃得健康、吃得有营养”，中国人又走了将近十年。
所以，中国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饱饭的？
如果指的是绝大多数人能够年年吃饱、不必担心灾年饿死，那么这个时点落在20世纪80年代。以包产到户和1984年的丰收为标志，吃不饱的问题在面上基本成了历史。
而要说彻底告别票证、吃得够营养，则要到90年代。
对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人而言，“稳稳地吃饱”不过是最近四十来年才有的事。
没有必要把古代几千年抹成一片漆黑，传统农业有它的智慧与高效；但更不必把今天的“吃饱”当成理所当然。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吃饱才是例外，挨饿才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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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合众声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