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胡耀邦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兼及城镇民营经济的起源

文/阜成门六号院

2025年冬，笔者去云南西双版纳出差，得悉西双版纳知青墓园龙泉公墓距离嘎洒机场并不太远，大约一小时车程，因而下飞机后直接驱车前往。

西双版纳在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史上具有重要位置。1967年11月27日，在周恩来接见首都造反派代表时，北京市东城区55名中学生趁机提交请愿书，要求自愿到云南做农垦战士，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周恩来批准了他们的要求，翌年2月8日这些人离京赶赴云南，是为“文革”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

而1978年，又同样是来自北京的一些知青，在梦幻破灭、饱受生活摧残后，与来自上海的一些知青共同领导了返城大罢工，乃至到昆明卧轨请愿，此事惊动了中央，终于迫使中央终结了持续十余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近千万知青得以返城。对于西双版纳来说，作为群众政治运动性质的知青上山下乡浪潮，始于此而终于此。

龙泉公墓长眠着134名知青，这些人都是附近东风农场（2团）的青年，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北京、上海、重庆等城市的名牌中学，这些青年学生在边疆艰苦环境下种橡胶固然有意义，但是他们是那一代受过最好基础教育的青少年，理应有更好的去处、对国家作出更符合时代和人民需要的贡献。

东风团场前后共接纳知青8600余人，也就是说至少1.6%的青年人长眠于此，而整个文革期间，云南接纳了10多万内地知青，照这个比例计算，死亡人数约2000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让人痛心的事情。

冬日残阳中，笔者对着这些知青墓碑深深三鞠躬。据当地人讲，以前偶尔有团场知青回来祭扫他们的战友，现在随着知青步入老年，来扫墓的人越来越少了，这些遇难者们终将被人慢慢遗忘，“托体同山阿”，孤独地留在这远离故乡的边境线附近山岗上。

笔者在暮色中返回景洪，一路上思绪万千。终结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拨乱反正时期的四大“德政”（其余是平反冤错案、右派摘帽、地富反坏摘帽）之一，上千万城市家庭告别分离之苦，数千万城市青年有了一个更光明的出路，可以说是让几乎每个城市家庭受益。但是对于它的历史过程，很少有人做认真研究，大多数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知青逐渐回城，持续了十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终结”寥寥数句。

从现有资料来看，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尽管上层不乏支持者如李先念、王震等人，但是角色最关键、贡献最大的是仍邓小平和胡耀邦，可以说没有这两个人，问题不可能得到如此快和如此彻底的解决，其他人的赞同也是建立在他们揭盖子及提出新方案的基础上的。关于邓小平历史作用，之前已经有专门学者做出过研究，本文主要谈谈胡耀邦的角色。

另外，人们的潜意识里往往把知青上山下乡视为“文革”中极“左”民粹主义的产物。其实青年学生向农村或边疆地区流动早在1955年就开始，这种逆城市化现象的产生，源于中国对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使得城市经济容纳就业的功能大大下降，不得不向农村或边疆转移农村劳动力。

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批城市青年向农村边疆转移之日（如上海青年在江西建立“共青垦殖社”，北京青年杨华等人组织北大荒垦荒队），恰好是三大改造完成之时，到1966年，全国已经有200多万中学毕业生下乡。假若没有文革，随着建国初期婴儿潮出生人口走向青年，1960年代下半期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也在所难免。

而邓小平和胡耀邦解决城市青年就业问题，最终靠的还是破除计划体制，从改变产业结构和所有制两方面入手，增加城市就业，催生出中国城镇第一批私营经济，知青返城运动客观上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诱因，这一点也是常为人所忽略的。因此，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兴衰与经济体制的关系也是本文论述的另一个重点。

一、“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与胡耀邦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批评和反思

“文革”结束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路线已经问题百出，走向穷途末路，用李先念后来的总结是“四个不满”。

一是农民不满。知青下乡美其名曰帮助农民“建设新农村”，其实是跟农民争饭吃，现在也有很多研究经济学表明，知青上山下乡加剧了农业投入的“过密化”，扩大了城乡经济差距。

二是家长不满。根据国务院知青办对27个省市区的统计，国家给的知青生活补助，仅有3个省可以实现生活自己，其余都要继续吃家里的补贴；上海市知青办的调查显示，1977年22万跨省知青中，有13万需要家里补助才能正常生活，民间流传“过去养儿防老，现在养儿到老”，“多一个下乡子女，降三级工资”的说法。

三是知青不满。知青到了农村不但饱受远离亲人的情感折磨，连体面生活都是问题，1976年底，全国仍有95万知青没有房屋住，知青普遍找对象难，上海90%的跨省婚龄知青都是单身，另据《陕西省志·劳动志》记载，1978年在陕知青结婚的仅有2514人，占知青人数的1.4%。

并且各地普遍出现奸污女知青的现象，据浙江省知青办1979年底的统计，1968年以来全省共发生强奸案2557起，受迫害人数为3248人，而该省下乡女知青数量约28万，受害者占总人数的1.2%左右，如果考虑到绝大多数女性对性侵不愿声张，实际受害者比例远远高于这个数字。（金光耀、金大陆：《从地方志资料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虽然知青有通过招工、推荐上大学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是能否离开农村更看家庭背景。正如武汉大学教师查全性后来向邓小平反映的：“现在平民子弟如果没有特殊关系是上不了大学的，这一点比文化大革命以前还严重，群众流传说：‘解放前上大学靠钱，十七年靠分，现在靠权’，甚至连小学生也知道，上大学不需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四是政府不满。每年各级政府动员知青下乡下大力气，用尽各种方式才能完成指标，并且还要给知青生活补助，以及给接纳知青的地方各种援助，上海每年用于知青下乡的经费加起来接近上亿。而接纳地也是苦不堪言，比如1968年至1979年，黑龙江共收到中央给的知青安置经费7.87亿，实际支付11.3亿，倒贴3.43亿；贵州是穷省，但是每年仍要倒贴1000万左右用于安置沿海省份来的知青。

粉碎“四人帮”后，很多过去的弊政已经逐渐开始废除，但是上山下乡运动并没有停止的迹象。1977年，华国锋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产指出：“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必须坚持贯彻执行，对于具体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则应当按照统筹解决的方针，切实解决好”。

在此前后，中央讨论恢复高考的问题时，华国锋虽然原则上同意，但是也担心：“特别要处理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问题，不要注意这一方面，上山下乡又不安心了。”这说明当时华仍然很注意维护这个制度，1977年仍有超过170万城市青年到农村去。

不过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已经公开表达对知青上山下乡的不同看法，并开始努力推动改变这个模式。1978年3月28日，他在同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话时指出，现在搞上山下乡，不是长期的办法，四川平均一个人不到一亩地，城市人下去以后，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59页）。这是笔者能够检索到的，中央高层对上山下乡提出的最早的异议。

“文革”开始后的知青上山下乡，与废除高考制度是相孪生的，尤其是以1968年中央73号文件为标志，形成了一套彻底否定知识教育、青年就业“四个面向”（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和基层，其中“面向农村是主方向”）的反智路线。尽管从1973年开始，大学恢复招生，但是录取依旧以劳动和政治表现为主，具有两年以上有劳动经验是前提要件。

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果断拍板当年下半年恢复高考，并规定了中学毕业可以直接报考，不需要劳动经验，完全评分录取的新规则。1977年和1978年高考虽然只录取了67万余人，但是对当时知青的震撼还是很大的，共有近1200万应届毕业生和在乡知识青年报考，恢复高考不仅让他们看到了新出路，还极大冲击了“上山下乡”运动宣传的反智价值体系。

这时候，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和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更直接发表批评“上山下乡”的言论。1978年4月4日，他与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组谈话时说：“现在全世界都从农村吸引人到城市，只有我们从城市到农村，这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他进而反问：“现在城市有许多事情要做，洗澡、理发、交通都紧张，不搞这些，而到农村去搞饭吃，这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要下乡，下乡还要插队，才是马克思主义，太片面了。”（（盛平：《胡耀邦思想年谱》，第160页）这个评论应该说很尖锐，一针见血了，直接戳穿了上山下乡运动的意识形态外衣。

而从另一个线索来看，胡耀邦也开始从组织和人事了布局解决知青问题，同年4月，中央组织部开始物色国务院知青办主任新人选，胡耀邦最终选定了由他的团中央老部下许世平。国务院知青办的工作最难做，连分管知青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都说：“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件事就感到头疼”，许世平当时患有心脏病，并不愿意担任这个职务，不过在胡耀邦的劝说动员下，还是挑起了这个重担。（高淑铭、许小明主编：《许世平纪念文集》，2004年自印本第205-207页）

许世平在上任后不久，就开始准备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文件，7月3日胡耀邦又找他谈话，说：“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步减少，以至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可能做到的。安置方向主要着眼于城市，先抓京、津、沪三大城市”。

第二天，华国锋找胡耀邦谈下一步中央工作，对话气氛颇为融洽，二人聊了9个多小时，从下午3点一直到午夜12点。华国锋提出了“五大政策要落实”的总结，即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民族政策和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从这个谈话可以看出，华国锋此时已经感觉到无法维持粉碎“四人帮”后形成的稳定局面，十几年来积累的深刻矛盾已经爆发，他特意向胡耀邦咨询解决办法。

两人谈到知青上山下乡问题是，胡耀邦建言：“凡是能不下乡的尽可能别下了，同工农兵结合，首先是同工人结合，现在农村的知青800多万，到1985年还要下1800万，国家一年花20多亿，我同意邓小平同志讲的，下乡徒有其名，家长不愿意、青年不愿意、农民不愿意。”（中央党校沈宝祥教授的笔记，以及《胡耀邦思想年谱》，第197-198页）

笔者认为，胡耀邦与许世平的谈话，对华国锋的建言，以及前后邓小平关于知青问题的谈话，为第二次知青工作会议定了基调，会议产生了两个重要文件，即《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虽然没有废除上山下乡，但做了很大的松动，提出要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以后做出不下乡；将过去旧的以农村为主的四个面向，改为升学、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和城市安排新四个面向，重新肯定升学和城市就业的作用；新下乡青年不再到农村插队，而是到城郊农场集中安置。

这次知青工作会议是1962年以后不断强化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一次重大转折，运动火力大大减少，1978年下乡知青人数锐减到48万。当然发生这个变化，跟华国锋从善如流有关，虽然他一开始对新的变化不理解或者内心不接受，笔者同意胡德平先生所提出的，拨乱反正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顺利进行，跟华国锋创造的党内民主一隅空间有关。（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财经》2008年第9期）

二、邓小平、胡耀邦对西双版纳事件的处置及上山下乡走向终结

应该说，这时候无论是支持上山下乡的华，还是反对上山下乡的邓胡，都是想通过减少动员下乡稳住局面，等经济调整发展有了眉目之后，再解决留在农村的知青返城问题。

但是1978年底发生的西双版纳十万知青的激烈抗议运动，震惊了全世界，继而引起了全国多地知青的效仿。胡德平先生曾经有回忆，1979年1月他到上海出差，下了火车只见人民广场上聚集数万来自云南、新疆、安徽等地的知青高呼“回城过春节”、“回城建设四化”。

中央有关部门一个月内收到6万多封各地青年发出的请愿信，如何满足青年人的诉求成为当时中央面临的棘手问题，上任才半年多的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许世平，在与进京知青代表对话时心脏病再次发作，抢救无效死亡。

这时候中央高层出现了强力压制和纾解两种观点，邓小平和胡耀邦一方面反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机闹事，主张维持安定局面，另一方面，更侧重于承认问题，积极听取知青的诉求。

12月2日，邓小平给云南省委作出批示：“应做工作，不应压制。”随后邓小平又指示，要要向知青们讲清楚，知青问题是一个全局问题，需要时间才能解决，希望争取他们的理解；知青要求回城，关键是安置农场没有办好，限制了知青特长的发挥，人家不安心，要多给西双版纳一些政策，把那个地方建设好。（中共云南省委：《云南各族人民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9—370页）

这时候担任中央秘书长，开始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胡耀邦也对西双版纳事件接连做出指示。1979年1月11日，他在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座谈会闭幕式上指出：“天安门的游行，云南七万知识青年的罢工，都是香港报纸的头条消息啊，为什么他们那里矛盾特别突出，还是要从我们自身工作上做检查，农场没有办好，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严重，只要大家主动负责、实事求是、大刀阔斧，还是有办法的”。（《胡耀邦思想年谱》，第289-290页）

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一、二部学员结业会上又指出：“云南的西双版纳十万知识青年罢工，罢了一个月……该怎么看？我们认为，云南的农场多年来没办好，违法乱纪、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很严重啊！所以，中央肯定上访的人绝大多数是因为有问题没有及时解决，他们来上访是情有可原的，是可以理解的，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事情办好”。

胡耀邦还指出：“现在我们各级领导面对知青的诉求只知道推诿，习惯拿文件来搪塞，什么劳动局、农林部、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发的文件，有的还是中央文革的文件，说改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实践检验证明搞错了，不管是哪一级的文件，都要把它纠正过来”！充分体现了有错必纠的思想。（《胡耀邦思想年谱》，第300页）

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指示，使得中央和平解决了风起云涌的青年群体运动，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办主任副主任赵凡在《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了默许各地知青回城的六个渠道，改变了过去“青年必须扎根农村”硬性规定，这个政策于1月23日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布，为知识青年大规模返城打开了大门，1979年当年即有395万知青返城，到1980年底，留在农村的知青已经不足100万。

1980年5月8日和22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汇报提纲》，他在会上说，要把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做法改过来，要用其所长，而不是强其所难，过去的办法是一举两害，现在是一举两得。胡耀邦还说，小孩不愿意当农民，现在连上海郊区（插队农场）都稳定不住。他说的的确是实情，1979年江苏全省才动员了100多人下乡插队，人人对此避之不及，与1969年有15万人报名下乡简直是冰火两重天。

同年8月，中央书记处又讨论通过了国务院知青办提交的《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以该年中央74号文件下发基层，文件提出，对于知青下乡“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这等于废除了沿袭十多年的强制动员下乡的做法，并提出“对于在农村的插队知青，一定要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力争在一两年内，区别不同情况，把他们安排好”。（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8页）

在74号文件的默许下，1980年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十个省份宣布停止动员上山下乡，其余19个省份也只动员了15.5万人下乡，且全部安置在城郊农场，没有一人到农村插队。1981年，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则完全放弃了上山下乡的做法，标志着这项运动正式走向终结。

在改革开放时期，虽然绝大多数知青都已经返城，但是胡耀邦依然时刻关心数十万留守在新疆、山西和云南等地知青的生活待遇和处境。1985年7月，他去新疆视察期间，专门到南疆看望仍然坚守在这里的上海支边青年，嘱托当地要注重提拔他们，让他们才有所用，并为他们题词“历史贡献与托木尔峰共存，新的业绩同塔里木河长流”；1984年至1986年他数次嘱托中央办公厅、北京市委和劳动部等部门，及时解决留晋数万知青的户籍、就业和家庭团聚问题，使得他们踏上了返城的最后一趟机遇列车。

当然对知青命运影响最大的是，1983年初，胡耀邦对曾经做过知青的湖南株洲湘江机器厂附属幼儿园教师萧芸的来信做出批示，提出应该把知青下乡劳动时间也算为工龄，这算是对下乡知青的最后补偿，相当程度改善了他们的工资和退休待遇。

三、知青返城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发端

正如文初所说的，城市知识青年向农村的流动，从根本上讲是源于计划体制下城市经济解决就业功能的失败。

一是三大改造消灭了私营服务业和手工业，过去青年升不了学，可以做学徒或小买卖，自己养活自己，1953年后这条道路被堵死，同时取而代之的国营商业体制，因为运营僵化，造成了城市商品供应和服务的短缺。

二是限制私人投资兴办工业，把就业压力完全留给国家，其实大大降低了社会对就业的供给能力。

三是新兴的国有经济集中于重资本而薄就业的重工业，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和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从1953年至1978年，重工业拿走了全国51%的基本建设投资，而轻工业只占6%（彭敏：《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309-311页）另据80年代初马洪先生的测算 ， 每百万元固定资产投资所容纳的劳动力，服务业为800人，轻工业为257人，而重工业仅为94人。 （马洪《现代中国经济事典》，1982年第219页）

这种体制造成了“无就业的增长”的怪象，从1957年到1978年，我国工业产值从增长了5倍稍多，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增长了7.6倍，但是这期间就业人员只增加了2.2倍。从三大改造完成起，各城市就不得不把纾解过剩的青年劳动力作为一个永远解决不了的老大难问题，从1955年到1976年上海市先后动员500余万人下乡或迁徙到外地，扣除从外地招工人口，这期间人口净迁出也达150万；全国而言从1962年至1978年下乡、下放总人口达到近4500万，正如胡耀邦所说的，全世界都在城市化，唯有中国在反城市化。

既然提出要停止青年上山下乡，那么如何解决他们就业问题呢？1978年8月19日和10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文化部负责人，以及参加政治局会议时，分别提出了“不能一提行业总是上山下乡，行业道路越走越窄。要开辟为工业、农业服务的行业”；“在大城市周围发展卫星城市，如北京人口集中也可以搞卫星城镇”；“发展轻工业，广开门路，要千方百计、大大地发展各种服务行业”的就业指导思想。（《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75页；《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157—158页）

与邓小平相呼应，胡耀邦也这前后也提出通过发展小城镇和服务业，解决青年就业的主张。1978年9月6日，他在全国九省组织部门会议上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留在农村的知青还有860万人，其中1972年前下去的还有200多万，他们都30多岁了，美国就业越来越集中向服务业，农业人口才占4%，而我们农业人口占80%多，过去“四人帮”只允许青年与农民结合，不许同工人结合，完全是歪理，解决知青问题，除了要扩大学校招生，我还主张与城市建设结合起来，通过改善市政和服务业来解决就业。1979年11月3日，他在中央党校三期学员毕业典礼上，又提出“广开门路”的思想，通过鼓励发展轻工业、手工业和服务业来增加就业。

胡耀邦比邓小平走的更远的是，提出在要所有制上突破，通过发展集体或个体经济来创造新就业。1979年6月，他在出席全国宣传部门领导吹风会上指出： “一说就业，就讲厂房、投资和全民所有制，这不行”。他还举例，宝钢这么大的项目才需要3万工人，而要解决两千万待业青年就业问题，不可能纯粹依靠国企，把人涌向重工业只能是新的“祸国殃民”，“过去我们把集体经济、个体经济、服务业搞臭了，现在要给他们恢复名誉，通过这些行业来解决就业问题”。（《胡耀邦思想年谱》，第369页）

7月17日，胡耀邦又在外事工作会议上，把新的就业政策归结为：“广开门路，集体所有”，提出要通过改变上层建筑来解决经济问题。在这里还要指出，所谓的改革之初政策语境中的“集体所有”，很大程度是保护民营经济发展赋予的“红帽子”，实际上是个人联办、独立经营。

这时候，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正在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胡耀邦支持他进行实地调研，并专门在中央党校为他提供安静的创造环境。薛暮桥也关注到当时青年就业难问题，为此提出两条腿走路的设想：一方面支持国有企业扩大招工规模，另一方面要破除对公有制的迷信，鼓励返城青年经营个体生意。他还生动地说，过去我们在堵资本主义的后路，其实堵上了老百姓的生路。

对于薛暮桥的意见，胡耀邦极为重视，鼓励他把观点整理出来，后来薛暮桥写了一篇《关于城镇劳动就业问题的几点意见》，胡耀邦专门安排发表在1979年7月5日的《理论动态》上，并且还请他给在党校学习的省市领导讲讲怎么搞活就业。（《薛暮桥回忆录》，第349页，及笔者2021年对《理论动态》编辑组成员沈宝祥教授的采访）

依据《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披露的中央高层讨论知青问题的记录来看（该书主编顾洪章曾经担任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因而有机会披露大量一手原始资料），当时中央领导层对于发展服务业、轻工业存在相当的共识，即便是纪登奎、韦国清也同意这个做法。从实践来看，对解决知青就业最关键的是胡耀邦、薛暮桥提出的发展非国有经济，只有用民营的办法才能把服务业、轻工业发展起来，国营服务公司、商店依旧创造不了多少就业岗位。

作为对邓小平和胡耀邦就业主张的反馈，1980年8月初，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召开，会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了这次会议形成的《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的指示（1980年64号文件），文件分析了过去就业的失误源于：“我们不适当地强调’大’和’公’，强调集体经济向国营经济过渡；对个体经济压制、取消。我们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劳动制度上，所有城镇劳动力统由国家包揽，即所谓’统包统配’，劳动就业的出路越搞越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文件提出”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鼓励发展“待业青年自愿组合、自筹资金举办的集体企业”，鼓励留在农村的城镇知识青年发展集体所有制的知青场队和农工商联合企业；鼓励和扶植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

关于后者，文件特别指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不可缺少的补充，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将发挥积极作用，应当适当发展。有关部门对个体经济要积极予以支持，不得刁难、歧视。一切守法的个体劳动者，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

1981年中央又相继出台了《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和《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规定》（1981年42号文件）。前者提出了支持个体经济发展的18项措施，后者则提出允许个体企业雇佣5名学徒，以及提出：“集体企业和个体劳动者的财产所有权，正常的经营活动和正当的收入，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非法干涉、平调、升级和并吞”，这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私营经济的政策的根本转折，即从消灭转为承认和保护。

因此，1978年后开启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固然有国际竞争的压力，打开国门后中外比较产生的冲击的原因，但是解决知青就业也是改革的原点和初衷之一。

实践也证明了通过发展服务业、轻工业、个体私营经济解决就业的有效性。从1978年到1988年，我国城镇就业增加了42%，而同期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从4890万上升到9933万，增加了一倍多，就业结构得到了极大改善。同时，到1988年，中国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数量达到1400多万户，就业人口突破2500万，联户合办和个体举办的乡镇企业就业人员也突破4500万，这意味着民营经济创造了7000万以上的就业。

基于这些经济结构性的改革，中央不仅妥善解决了回城知青就业问题，还又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岗位，这十年全国城镇人口平均每年新增1100万，是新中国前三十年每年增幅（约380万）的近三倍，失业率下降到1.8%，达到建国后最低水平。

如果把历史视野放宽到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从1978年到2020年我国城镇就业人口增加了3.67亿，其占全社会就业人口比重从23%提高到62%。这些增量部分几乎完全是民营经济和服务业带来的，从所有制上来讲民营经济为我国就业创造了3.83亿个岗位，从产业结构上来讲，服务业带来了2.97亿新就业。

所以说，以国家财富积累和重工业为导向的工业化道路，并不能解决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问题，只有以满足人民生活需求为导向，尊重民间自主权、财产权的经济发展道路，才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唯一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