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田畴”:古代中国人的地从哪里来?

文/常盘贵子

说起中国古代的土地,很多人脑子里只有两个词:公有,私有。可三千年里土地制度的变化,远不是这两个词装得下的。商周时代在田里干活的人并不是奴隶;私有制不是老百姓自己争来的,而是国家通过授田一手造出来的;宋朝以后,土地也没有越来越集中,反倒越来越分散。从先秦的“王有制”,到战国授田、秦汉阡陌,再到魏晋豪强、隋唐均田,直到宋明时期一块田分出“田面”和“田底”,每一次变动背后,都是国家的能力、社会的结构和生产力的水平在相互拉扯。顺着这条线走一遍,也就摸到了中国历史深处的一条脉络。

一 先秦:田里的人不是奴隶

1.1 商朝:甲骨文里的“田”字

先秦的土地制度,学界到今天还在争论。传统说法是井田制:田地划成方方正正的“井”字形,因此得名。井田分“公田”和“私田”,公田大家一起种,私田各家自己种,到一定年龄领田、交还,是一种古老的村社集体所有制。在这些田里干活的人,常被想象成奴隶,其实不是。他们是“众人”,也就是氏族里地位稍低的普通成员,要当兵、纳贡、服徭役。

东周的孟子极力鼓吹井田制,这并不全是凭空想象。何兹全根据甲骨文材料认为,商代曾实行过井田制,甲骨文里的“田”字画的就是井田的样子。这是一种从氏族社会里长出来的耕作制度。张光直认为,在商朝人的观念里,土地属于商王和商王国,和周朝人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一个意思。不过落到实际,土地大概还是以氏族为单位来耕种。

“我有田畴”:古代中国人的地从哪里来?
图1 商代农业生产中的经济阶层

井田制行得通,是因为它和东周以前的生产力对得上。那时的农具多是石头、木头、骨头和贝壳做的。石器翻不深土,施肥效果差,杂草也除不了根,一块地没法年年种,只能种一阵、撂一阵,靠休耕养回地力。铁农具出现以前,种地的基本单位是两人一组的搭档,叫“耦”,再由几组人凑在一起干活。两个人用一种叫“耒”的小型木石农具,一推一拉地配合翻土,这叫“耦耕”。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歇,都按共同的计划安排。这种干法,正好配得上氏族集体所有的井田制。

井田还有一条“三年一换土易居”的规矩,定期重新分地,免得有人长期占着肥田、别人吃亏。这保留了氏族公有制的平等底色,和后来私有制下一家人守着一块地世代耕种,完全是两种光景。

“我有田畴”:古代中国人的地从哪里来?
图2 商周时期人力犁地示意图

1.2 周朝:“王土”其实是贵族的家产

商周换代以后,井田制变了味。原始的井田是把土地切成长条或方块,分给氏族成员耕种;到了周朝,氏族成员在公有份地上劳动的那层性质已经完全没有了。西周早期还留着不少氏族共同体的影子,但随着共同体瓦解、早期官僚国家成形、贵族势力壮大,周王和贵族的土地所有制出现了,也就是何兹全先生说的“土地王有制”。

“王有”既不是公有,也不是集体所有。前现代国家常常公私不分,周朝就是一个“家产制”国家:中央虽然已有一套官僚班子,周天子和诸侯却不把国家看成一个抽象的公共机构,而是看成自家的产业。国库和君主私库之间的界线,远没有现代国家分得清楚,甚至不如后世王朝。

李峰把西周王畿的土地分成三块:王家财产、贵族宗族财产、国家管理的财产。贵族手里的主要是耕地,由天子赏赐。天子有权收回,但多数时候这些地就归贵族所有,贵族还能拿来买卖;贵族之间闹了土地纠纷,最后由周王或他的代表裁决。国家管理的那一块,用来养活官僚机器、赏赐贵族。王家财产和国家财产之间有界线,这是官僚制发展的结果,但两者又能随天子的意思互相转换。所以西周的土地制度,可以叫作“王权笼罩下的贵族多层占有制”:天子握着最终支配权,贵族握着实际占有和处置权。到了西周后期,贵族的土地越来越稳固,渐渐脱离了“王有”的框架。

周代的田在形式上仍和井田一样,分公田和私田。但这时的公田已经不属于氏族公社,而是属于贵族,公田上的收成全部无偿交给君主和贵族。私田的收成也要交一成,剩下的才归自己。私田本质上也是贵族的,只是分给农民去种而已,“和秦汉以后农民土地的私有权毫不相干”。周朝还保留着“三年一换土易居”的习惯。杜正胜指出,地老是换来换去,人就没法把一块地当成自己的永久产业,更谈不上所有权。

1.3 国人与野人:有地,才有资格当兵

周代土地占有的差别,不只在贵族和平民之间,也在“国人”和“野人”之间。

一般认为,国人可以看作下层贵族,住在城里或近郊,有属于自己的“负郭之田”,也就是城郊的耕地,算得上最早的自耕农。野人大多是被征服的殷商遗民、东夷等原住部族,住在乡野的“农庄共同体”里。他们没有自己的私田,土地和人手都属于整个共同体,集体给贵族领主种地。具体怎么种,学者说法不尽相同。何兹全认为国人在城郊以“十夫”为单位分田,野人沿用商朝传统,九夫为一井;杜正胜把野人的耕作分成三类,即田莱制(休耕制)、爰田制(易田制)和井田制(沟洫制)。分法不一,但都强调西周野人种地是集体性质的。

国人有地,人数更多的野人没有,双方的政治权利和义务也就不对等。国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当兵,野人只能服劳役、当军夫。国人和军队的关系有多紧密,从基层编组就看得出来:西周国人按伍、什、闾编组,而《周礼》记载的军队编制里,一车配十名步卒为“什”,最小的作战单位五人为“伍”。村里的编组和军队的编制,用的是同一套。

能当兵的人才有地。国家分田给农民,农民反过来交租税、当兵、服力役,渡边信一郎认为,人和国家之间的这种交换,是战国到隋唐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其实早在西周,它就在国人和野人的分野里表现得清清楚楚。土地和兵役绑在一起,有点像古希腊、罗马的公民兵:有产业的人才有资格、也有义务上阵。当然这只是一个方便的类比,两边的社会基础相差很远。一直到春秋以后,战争越打越大,野人也被征召入伍,才和国人一样分到自己的地,社会一步步走向“全民耕战”。

不过野人也不是奴隶。何兹全把商周两大族群的关系称为“不平等的部落结合”:被征服的商朝贵族仍保有贵族身份,普通人地位低一些,但依然是氏族共同体的成员,没有沦为奴隶。两者的差别,主要在承担的役赋不一样。

二 战国到秦汉:国家亲手造出的私有制

2.1 土地到底是私有还是国有?

渡边信一郎有一个说法:从战国到隋唐,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是存在一个从国家手里领一份地、再给国家交租税、服力役和兵役的小农阶层。这个阶层和国家直接做交换,跟西周的国人一样,用力役换土地。另一边,春秋晚期鲁国的“初税亩”一般被看作土地私有制出现的标志。随着东周战争一步步铺开,私有制也一步步完善,最终给土地私有和小农生产打下了基础。

一头是国家授田,一头是私有化,所以这一时期的土地私有权并不完整。学界为此争了很久:古代中国的土地到底归国家还是归私人?国家和农民又是什么关系?日本学者浜口重国等人提出“总体农奴制论”,认为战国到中唐虽然有小农在经营,但基本的生产关系不是地主对佃户,而是君主国家对全体小农。君主在顶端,底下是一张覆盖全国的农奴支配网。多田狷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走得更远。他认为农民全被包裹在乡里共同体中,根本没有真正独立的小农经营;君主是共同体的最高所有者,所有人都是他的奴隶。在中国,围绕均田制下的小农,也有“国家佃农说”和“自耕农说”之争。

争来争去,根子在于农民“受田”是国家主导的,以土地国有为前提,而“私有”说的是私有制。可春秋战国的一系列改革里,土地恰恰是通过国家授田这条路变成私人的,两件事相辅相成。张金光就认为秦朝是“普遍土地国有制”:秦的土地一部分由政府机构直接经营,一部分通过授田转给私人占有和使用。私人的地上,都打着国家的烙印。

所以下文虽然也用“私有制”“私人占有”这些词,但战国秦汉的土地私有,和近现代意义上的私有制不是一回事。

2.2 子产的改革:本想复旧,却承认了私田

一般把鲁国公元前594年的“初税亩”看作土地私有制产生的标志。到春秋中期,农民手里已经有了一些私田,当时已有人把耕作者称为“田主”,就是证据。与此同时,氏族共同体日渐解体,过去共同耕作时划得整整齐齐的田界被打破,私自占地越来越常见。

私田占得多了,共同体的约束又没了,人们也就不愿在公田上卖力。公田的收成全归贵族,私田的收成大半归自己,谁都更愿意在私田上下功夫。公田产出于是越来越少,王公贵族的收入跟着缩水。偏偏春秋各国军事压力巨大,不得不推出一连串由战争逼出来的改革,比如把野人编进军队,鼓励他们开荒。公田撑不起庞大的战争开销,鲁国索性顺水推舟,鼓励农民占地,贵族只管丈量耕地、按亩收税。各国纷纷效仿,公元前408年秦简公推行“初租禾”就是一例。

郑国子产的改革更耐人寻味。公元前543年,子产推行“田有封洫”,即划定田界,又让“庐井有伍”。增渊龙夫推测,子产的本意或许只是让已经崩溃的“国”“鄙”旧秩序恢复原状,是一系列强化旧体制措施中的一环。结果却出人意料。田界一固定,各家的田归谁就一清二楚,谁也没法随便侵占或篡改,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了私人占地。改革刚开始,百姓骂子产“取我田畴而伍之”;三年后又改口称颂“我有田畴,子产殖之”。百姓开口就是“我田”,可见无论在观念上还是事实上,田地都已经是农民自己的财产了。

生产力的进步也在推着私有制往前走。战国以前生产力低,只能轮作休耕,人们约好时间、分好地一起种,很难生出“这块地固定归我”的观念。铁农具用起来以后,农民还是两个人搭伙干活,却已经能一年一耕,不必再休耕、也不必换土易居。这在客观上给土地私有制铺了路。

2.3 授田:私有制是国家造出来的

推动私有制的,除了初税亩和生产力,还有各国其他的土地政策。公元前645年,晋惠公在对秦作战中被俘。为了奖励他被俘期间忠心耿耿的国人,晋国“作爰田”(也写作“辕田”)。名字和前面说的爰田制一样,内容却不同:这一次是把大批公田赏给国人。为此要重新丈量、重划地界,把零散的地分给一个个具体的受赏人,这就是史书说的“易其疆畔”。这次大规模赏田沿用了旧名,却让一大批平民直接从国君手里拿到了边界分明的耕地,打破了贵族领主垄断分地的格局。它本是一次性的政治操作,却给后来的全民受田开了先例。前面说过,国家授田和土地私有相辅相成,往根上说,这是西周君主给贵族大臣赏田的延续。

授田能不能成,取决于两件事:国家有没有能力越过贵族、直接管到老百姓,手里有没有足够的地可分。

先说第一件。旧的氏族血缘纽带解体,一个个以父家长为核心的小农家庭从中分离出来。君主用“二十等爵制”把这些散开的氏族成员重新编组,变成国家管得住的“编户齐民”,也就是西嶋定生说的“个别人身支配”,意思是国家直接管到每一个人。赐爵也好,授田也好,都是把百姓纳入这套体制、并且越收越紧的过程。

再说第二件。春秋时期君权上升,贵族政治衰落,大批旧贵族在争斗中败亡或出逃,他们的采邑被没收,收归诸侯中央。大量土地从封建领主的私产变成国君直辖的公田,授田有了物质保障。国家攥着这么多地,就能绕开贵族,直接分给种地的人。

国家直接授田普及以后,农民不再频繁搬迁,而是常年种同一块地。地不再定期调换,一种就是几十年,使用权慢慢沉淀成了所有权。官府收税认田不认人,买卖田地以契约为凭,土地私有制到这时才算真正成形。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商鞅变法承认了各个家族对土地的世袭占有,并把家族定为社会的经济单位。

渡边信一郎在这里用的是“世袭性占有”,而不是通常说的“私有制”。因为这时小农占有和经营土地,仍离不开国家和共同体的直接介入。小农对土地的权利还没有彻底独立出来,没有和上面的所有权切割开,生产上的独立性也不够。正如前面说的,它不能和现代私有制画等号。更准确的叫法是“世袭性占有”或“古代土地私有制”,以区别于近现代那种排他的私有制。

2.4 阡陌制:秦汉的“中产社会”

《汉书·地理志》说秦国“十余世,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仟伯,东雄诸侯”。《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的话:“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商鞅到底怎样“制辕田”“除井田”,学者说法不一,但他“开阡陌”这件事没有争议。阡陌制,正是“古代土地私有制”落到田地划分上的早期样子。

商鞅开阡陌时,秦国处境被动,先后被晋国和继起的魏国压制,河西之地长期收不回来。秦孝公想一雪前耻,在全国推行军事化改革,设县、开阡陌都是其中的内容。阡陌制的核心,是在耕地上统一以240步为一亩来划分。一条“陌”管100亩,也就是1顷;一条“阡”管10条陌,也就是1000亩。和阡陌配套的还有“名有”登记,商鞅变法明文规定“各以差次名田宅”。所谓“名有”,就是国家在簿籍上以“家”为单位登记田地,承认每个家族世代占有自己的地。这样一来,土地不再像爰田制那样由共同体定期打乱重分,而是固定给了某一家。

“我有田畴”:古代中国人的地从哪里来?
图3 阡陌概念图

农民家庭世代占有划给自己的一顷地,又通过什伍制编组起来。前面说过,什伍制在西周是用来动员打仗的,是“以军领政”的具体做法。阡陌制同样耕战一体,和它诞生的背景正相匹配,也说明秦代的授田制继承的是西周田制的遗产。

但这不等于人人平等。土地可以世代占有,也可以买卖,各家各人的能力品行又有高下,氏族共同体一解散,社会就开始分化。一方面出现了“任侠”这样的新型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农民内部也分出了穷富,比较富裕的“父老”支配着穷人。皇帝虽然高高在上,治理乡村还得借助父老。汉代乡里负责收赋税、修工程、管治安的“里老”,只有家里有一定资产的人才能当。汉代农村的分化,由此可见一斑。

商鞅变法建立的耕战体制里,每家的役赋原则上按田亩和财产的多少来分摊,好让承担军事负担的平民不至于被压垮。汉代把一家的全部家产,包括大件动产和不动产,折成钱来估值,再据此划分阶层,一般分成大家、中家、贫家三等。家产十金(十万钱)上下的算中家,大约有一到几顷地,家产在五到十五金之间。中家能靠自己维持一家的生产和生活,帝国主要的兵役也落在他们身上。家产二到四万钱(二到四金)的,构成贫家的主体。他们没法独立维持生产,要靠国家借贷救济,或者给人打工。大家一般有几顷到几十顷地,还有几十上百个奴隶替他们种地、经商。

渡边信一郎根据出土文献估算,从西汉到东汉初年,中家差不多占全社会的一半,贫家占另一半,剩下极少数是富豪。借今天的说法,这大致是一个“中产”占了近半的社会。当然,汉代的“中家”和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不是一回事。这样的结构算是相对良性(实际也没那么理想),国家能用比较低的成本对内对外打仗,这正是秦皇汉武大规模征战的制度基础。

可秦汉帝国赖以运转的授田—阡陌体制,到两汉之际就遇上了豪强兼并的严峻挑战。土地制度的下一次转折,由此埋下了伏笔。

三 从两汉到隋唐:豪强的崛起

3.1 汉代的“中产”是怎么消失的

阡陌制护住了秦汉帝国的小农生产,也给国家提供了大量资源。但只要国家没有直接掌握每一户人家,课税时就容易偏向大族、亏待小户,这是个严重的隐患。负担越来越不均,最后受田的小农家庭就撑不住了。前面说的大家—中家—贫家结构,在两汉时期逐渐崩塌:中家衰落,大家,也就是豪强,越来越强。阡陌制由此走到了尽头。

原因有好几层。一层是政治。汉武帝穷兵黩武,弄得“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大批农民为了躲避没完没了的兵役和负担,脱离户籍,豪强趁机收留这些流民,势力迅速膨胀。武帝朝用人,以打击豪强的“酷吏”为特色。到了宣帝,讲究儒家教化的“循吏”兴起,和酷吏一起被大量任用,即所谓“杂王霸而用之”。这说明豪强已经成了朝廷不能不正视的力量,反过来,这条较为宽厚的路线又让豪族更容易坐大。

西汉早先压制豪族,常用的办法是“徙陵”,“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就是把高官、富户和豪强一批批迁到皇帝陵墓周边的陵县。豪族老被搬家,在本地扎不下根,自然没法凭势力圈占大片土地。汉元帝废止了徙陵,豪族得以长期留在本乡经营田产,势力随之壮大。中央一放松,继承了战国任侠风气的豪侠、土豪便趁势而起,父老、土豪主导下民间自发形成的秩序也相对强化了。

另一层是技术。西汉后期生产技术有了大变化。代田法的出现,标志着农业从“小农法”转向“大农法”:前者靠耒、耜这类手工农具,以亩为单位耕作;后者以犁耕为核心,以顷为单位耕作。这一转变的结果,是和耕战体制绑在一起的阡陌制瓦解了。

“我有田畴”:古代中国人的地从哪里来?
图4 代田古法、新法比较表

代田法也能靠人力种小块地,但在大块地上效率更高。大面积犁耕要用牛,耕牛只有富户用得起。富豪靠这份生产资料上的优势,在大块地上能比小块地打出更多粮食,侵吞中家耕地、扩张自家田产的能力大大增强,阡陌这种按小块划分的格局也就散了架。而推广代田法的,恰恰是以压制豪强著称的汉武帝。他的本意也许只是利用关中稠密的人口提高产量,但后世不少史学家怀疑,这一推广其实是在照顾大地主的利益。

阡陌一被豪强破坏,依托阡陌形成的中家也跟着衰落。农村社会两极分化,朝着社会学家所说的“倒丁字型社会”发展:顶上一小撮豪强,底下一大片贫家,中间空了,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

“我有田畴”:古代中国人的地从哪里来?
图5 “倒丁字型”社会结构

3.2 限田、公田、王田:抑制兼并为什么总是失败

到汉武帝时,帝国已经面临董仲舒说的“富者之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除了派酷吏镇压豪强、把豪族迁去陵县,自董仲舒向武帝献策以后,西汉还用过一系列办法抑制兼并,想让中家和贫家维持得下去。

先是限田。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7年),师丹等人拿出了具体方案,第一次给诸侯王、列侯、关内侯、吏民各个阶层定下占田限额和奴婢限额。占田最多三十顷,西嶋定生等学者认为,限额应当还随身份逐级递减;奴婢则按等级从二百人到三十人不等。说到底,这是在承认身份等级的前提下,追求与身份相称的均等。哀帝赞同,颁布了限田令。可外戚丁氏、傅氏都反对施行,哀帝本人又转手赏给男宠董贤大片土地,远超限额。限田令试行期一满,也就不了了之。另外,西汉后期国家越来越倚靠地方豪强来治理地方,当时的佃农也还没有完全失去自立能力,所以限田令只限制奴婢,不涉及佃农。

再是公田。宣帝、元帝时,朝廷越来越多地把公田借给或让给失地农民,以示救济。这些公田一部分继承自秦朝,一部分是汉武帝通过“告缗”没收的大量民田。在借给民间之前,它们由皇室役使大批奴婢直接经营。

君主直接掌握公田的做法,可以追溯到战国。在氏族国家里,山林川泽属于整个氏族共同体;到西周,它们属于整个贵族共同体,并非君主独占。到了春秋战国,税收规模小,撑不起越来越大的战争开支,身为贵族共同体首领的君主,便把山林川泽圈起来据为己有,建成苑囿,再借给贫农开垦、收取地租。这笔收入,成了君主走向绝对权力的过渡期里的经济支撑。这些被开垦出来的山林川泽,就是最早的公田。

西汉的财政是“二元”的: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分开,各有各的税种,这些主要税目的雏形在战国就已出现,可见与战国、秦朝一脉相承。加藤繁考证,帝室财政的收入明显高于国家财政。换句话说,皇帝的私房钱比国库还多。其中,帝室公田的收入“相当多”,苑囿收入也不少。可见到西汉,君主的家产仍然有能力支撑授田。西汉后期兼并越来越重,国家为了保住贫民的生计、维持郡县百姓对朝廷的直接隶属,不得不大量出让或出借公田。这些公田也就多了几分公共性,不再只是皇帝的家产。

限田之后,王莽又推行“王田制”打击兼并。王田制以董仲舒设想的井田为参照,却并非脱离现实的空想。它吸收了西汉后期限田、分配公田的经验。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夏天,身为安汉公的王莽主持青州救灾,官民献出三十顷田分给贫民。王莽想把这种临时的、局部的救济,变成永久的、全国性的制度。王田制里有一条“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大意是给无地农民授公田,这是西汉后期分公田做法的延续。限额上,王莽依据孟子“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的说法,这本来就是战国授田的经验,规定八口之家最多占一井,即900亩:每人100亩,八口人再加100亩公田。

王田制带着几分先秦土地集体所有的色彩,那它算不算“土地国有制”?对此,堀敏一“略感踌躇”。王莽禁止买卖土地和奴婢(但不禁止占有奴婢),打断了古代土地私有制下的正常流转,私有制因此不再完整。但他并没有把民间私田强行收归国有,史料里看不到大规模收回民田的记录,更没有后来北朝均田制那种人死还田的“还受”规定。土地私有的现状,事实上并未动摇。而且按限额令,超出一井的土地不是直接充公,而是分给本家、邻里和同乡。可见王莽打算借助乡村共同体自我调节,而不是全靠官僚机器硬推。所以,王田制并不等于后来集体化形成的土地公有制:分地仍是农民之间的事,除了不能买卖,占有的性质依旧是私有。

两汉之交,各地豪族纷纷起兵反对王莽。最后胜出的刘秀,靠的正是南阳豪族和河北豪族的支持,才平定了农民军和其他地方的豪族。刘秀称帝后,也曾想重新起用酷吏压制过于强大的豪强,但矫枉过正,冤假错案频出,又不合东汉主流的政治文化,最后只得放弃。章帝以后,禁苛暴、尚宽厚成了东汉朝廷的既定方针。帝国再也不可能像儒学成为国策之前的西汉初年那样,以强力打击豪强和兼并,只能尊重甚至依赖豪族来治理地方。

3.3 魏晋:与豪族共处的国家

西汉后期以后,国家已经慢慢失去了遏制豪族扩张大土地的能力。魏晋的中古社会以贵族门阀著称,国家不可能再像西汉那样打击豪族,只能在和豪族共处的前提下,设法加强对小农的掌控。

变化最先出现在曹魏。汉代农民的主要负担,是按人头收钱的“算赋”和田租。东汉末年战乱,国家对人口的控制力下降,按人头收钱既难收又不稳定。曹操把汉代临时征发的“调”定为常制,改成每户交绢、绵。纳钱变成了纳物,按人头收税变成了按户收税。

西晋继承了户调,把民户按资产分为上上到下下九等,按等级分摊总税额,所谓“哀多益寡”。西晋还推行了占田和课田。占田,是给农民所拥有的土地规定上限,力图把他们作为自耕农纳入国家的掌控;课田,是在农民自有的土地上督促耕种,保证田租收入。堀敏一认为,西晋田制是通过占田在一定范围内承认农民的土地占有,再拿其中一定数额作为课田,督促耕垦、征收租税。所以两者是针对同一户人家的一套制度。名义上它仍在遏制大土地占有,最终目的却是把土地的产出抓在国家手里。西晋还实行“给客制”,承认豪族已经拥有的“客”,即依附于豪族的人口,但要求“注家籍”,登记在豪族户籍上,方便国家通过户籍掌握这些人。这和秦的“名有”一样,是对豪强保护、支配小农这一既成关系的追认。这三项制度,都是西晋国家在两头之间找平衡:一头要顺应贵族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关系,一头又想维持乃至重建皇帝直接控制每个百姓及其土地的旧体制,也就是前面说的“个别人身支配”。

东汉末年和西晋以后,北方陷入大混战,帝国中央的控制几近崩溃。随着这场崩溃,“村”作为百姓自发散居的居住形态出现了。为了躲避战乱,大批百姓投奔坞堡。谷川道雄认为,坞堡里的人群是一种以品德高尚的领袖为中心的共同体:百姓不是被动服从,而是自下而上地拥戴有德之人做首领;豪族则通过轻财重义的举动,比如赈济灾民、调解纠纷、组织自卫,来表明自己不只顾私利。川胜义雄则重新解释了东汉末年“党锢之祸”中清流对浊流的斗争。他认为双方都是大土地占有者。一部分豪族勾结上层权力,推动豪族的领主化,加强对乡里的支配;被排斥在这条“实权派”路线之外的豪族和小农,起来抵制领主化,党锢之祸中的两大集团就是这么形成的。在他看来,正是儒家思想让大土地占有者有了自我约束,中国才没有发展出欧洲那样的领主制。

谷川道雄和川胜义雄都主张,中古存在一种类似先秦氏族共同体的组织,以道德信义为纽带、带有自发的集体性质,遏制了大土地占有的无限膨胀。这种说法有些理想化。葛金芳就指出,自卫型的坞堡首先得建立在大土地占有之上,坞堡里的小土地占有也要依附大土地占有才能存活。豪族要领着百姓自卫,前提是他手里得有足够的地。放到大量案例里看,撇开权力和资产,单谈品德对百姓的吸引力,是没有说服力的。明清绅士研究同样重视绅士在地方上的领导作用,可无论是张仲礼看重的功名,还是费孝通看重的资产,品德都只是附加的东西。所以,士人阶层有自我约束的倾向,并不妨碍大土地所有者在战乱中凭借坞堡壮大实力。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要征发汉人打仗,也得和坞堡首领合作,未必靠的是魏晋遗留下来的乡里体系。

3.4 均田制:名为“均”,实为妥协

北魏初年,为了充实京城周边、支撑征服战争,朝廷大规模迁徙人口,并对迁来的百姓“计口受田”,按人口分地。这和秦国的“分异”政策相似。秦国规定,一家不必等所有儿子都成年,只要有两个以上成年男丁,就得马上分家析产,以此拆散大族,也让男丁各自更有生产的劲头。西嶋定生进一步认为,分出来的男丁被秦国迁到新征服的土地上,借“开阡陌”受田、交纳役赋。拆散大族,再用迁徙切断个人和老家的联系,最后授田,这一套做法有利于国家直接支配每个农民。北魏把百姓迁到京城附近计口受田,削弱了农民的自立,也给后来的均田制积累了经验。

均田制得以诞生,还有一个重要条件:中古时期的中国,从商品经济退回到了自然经济。汉代用钱的范围很广,官吏俸禄、人头税、代役钱普遍收钱,只有田租长期收谷物,民间也有以物易物。到了东汉末年,连年战乱,城市被毁,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水陆交通断绝,商业彻底衰败,钱也就从日常买卖里退了出去。与此同时,老铜矿采了太久,成本越来越高,陆续停产;各地又把大量的铜拿去铸佛像、钟磬,能用来铸钱的铜被大量耗掉。历代官府铸钱的规模都很小,私铸的劣钱泛滥,货币流通更是一团糟。社会退回到以物易物。徭役和田赋也相应改成了交实物、出人力。从前面说的曹魏户调开始,到均田制下交谷物的“租”、服劳役的“庸”、交绢帛的“调”,都是商品和货币经济不发达的结果。

钱少,买卖土地也就少,国家更容易摸清民间的土地底数,均田制正是在这样的土壤里长出来的。葛金芳指出,土地私有制既然无法跨越,兼并也就无法避免,那么只有不断放慢地权转移的速度,才能保住小农生产,保住国家汲取人力物力的能力。均田制限制耕地买卖,只有桑田,也就是后来的永业田,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买卖。所以从北魏到唐代前期,土地市场很不发达,国家也能比较好地控制土地和户口。

推行均田制之前,北魏孝文帝采纳李冲的建议,设立“三长制”,按邻、里、党三级重新编排户籍,把农民从豪族的庇护下剥离出来,重建乡村秩序,让他们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三长制实行以后,国家掌握了户籍和土地情况,均田制才真正落了地。北魏初期的均田制把土地分为“露田”和“桑田”。露田种粮食,要还给国家,对应农民交的“租”;桑田种树,可以世袭,对应农民交的“调”。有资格受田的,除了成年男子,还有妇女、奴婢,甚至耕牛。到隋代,妇女、奴婢和耕牛的受田资格被取消。到唐代,露田演变为要归还的“口分田”,桑田演变为可世袭的“永业田”。农民除了交租调,还要服兵役和杂徭(即“庸”)。均田农民服兵役的制度,就是后来府兵制的源头。

从均田制在隋唐的变化,可以看出它的目标在变。北魏推行均田制,首要目标是“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把一切能用的劳动力,包括妇女、奴婢、耕牛,都用来开垦战后的荒地,恢复生产。到了天下已定的隋唐,目标变成了“均天下之田,安养黎民”。可这时地少人多已是常态,京城周边的“狭乡”,每个男丁只能分到20亩。国家不再鼓励一味地广泛授田,而是在户籍上登记“应受”“已受”“未受”多少田,维持授田的法律形式,实际上转而靠土地登记和户等评估来保证收税。

不过要指出,北魏虽然借均田制逐步建立起对农民的直接支配,但它和西晋的占田制一样,是在承认豪族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把他们纳入国家体制的。这一点至少表现在三个地方。

一是奴婢和耕牛也能分田。北魏初年允许奴婢“依良”受田,即按照良人的标准受田,耕牛也可受田。这在客观上给拥有大批奴婢和耕牛的豪族地主扩大地产提供了法律依据。均田令虽然规定授田要“先贫后富”“先课后不课”,即先给穷人、先给纳税户,但实际执行时,上等户、权贵户明显占便宜,贫弱户反而分得更少。

二是官员按品级受田。北魏后期到隋唐,官吏按官品得到永业田、职田。豪族是官僚的主要来源,也是官僚的盟友,他们按等级享有的土地特权就这样被写进了制度。这其实延续了魏晋九品官人法以来的贵族制逻辑。

三是基层要靠豪强。北魏推行三长制时明确规定,三长要“取乡人强谨者”,也就是从地方豪强里选。国家在基层的治理绕不开豪族,只能依赖他们维持乡村秩序。如果借今天的说法,这有点像倚重“乡贤”,不过北魏的三长首先是豪强,和今天的乡贤不能简单类比。从豪族的角度看,谷川道雄认为,品德高尚的士大夫占有大片土地,恰恰有利于维持建立在小农生产之上的乡党秩序。

与其说均田制是在“均”田,不如说是一种妥协:国家放弃了打击豪族,只求把小农生产抓在手里,并就此和豪族的大土地占有达成了妥协。

3.5 中古农业:豪族的地并不连成一片

大土地占有在西汉已经出现,东汉以后越滚越大,大到国家控制不了,占田制和均田制都只能向它让步。在这些土地制度的约束下,大土地扩张的支点是“宅”。宅地是私人色彩最浓的土地,在均田制下最先授予,而且可以世袭。富豪每得到或开垦一处新耕地,一定先建宅,再把宅地那种很强的私有属性扩散到周围的耕地上,一点点侵蚀山林川泽公有的原则,扩大私人占有。北朝均田制虽想控制土地流转,富豪却借着“宅连着地”的办法,给私人占有披上合法外衣,一步步渗进公有地里。

但六朝富豪的土地,和人们印象里的不太一样。它们并不总是连成一片的大庄园,而是东一块、西一块地散布着;每一块本身又是以顷为单位的完整地块。所以当时的大土地占有,是“每块完整、整体分散”。正是这种占有形态里,孕育着日后从大土地占有中分化出独立小经营的可能。

富豪的土地分直营地和佃耕地两种。

大部分是直营地,由家主亲自指挥“家人”和雇工耕种。这里的“家人”不只是家族成员。富豪之家常被称为“百口”,是一个既有家族成员、也有奴婢和僮客等非家族成员的大家户。直营地上干活的主力是奴隶,再加上一些从贫家中分出来的短工。直营地的规模最多十几顷,用的是当时华北旱地的牛犁耕作法,也就是“大农法”:一般一具牛(通常是两头牛)加五六个劳力,耕种1.5顷地。和代田法刚推行时相比,中古时期人均耕地更少,耕作更精细。富豪那十几顷直营地,其实是几十个奴婢、僮客分成若干彼此分开的小组来种,本质上仍是小规模生产,渡边信一郎称之为“家父长式奴隶制经营”。

“我有田畴”:古代中国人的地从哪里来?
图6 东汉耦耕壁画
“我有田畴”:古代中国人的地从哪里来?
图7 东汉农业耕作壁画

另一部分是佃耕地,租给周边的贫家小农,用传统的耒耜之类手工农具、不靠耕牛,小规模耕种。东汉社会分化剧烈,中家衰落,剩下的是富豪和仅靠自家土地活不下去的贫家,贫家只好租富豪的地来过日子。租佃又分两种。一种是贫家独立租地,只交地租,但地租高达收成的一半到三分之二,这类佃农独立性较高。不过这种并不普遍。大多数佃农自己凑不起一个像样的生产单位,需要富豪提供种子口粮、一起经营,生产上依附于富豪,独立性很低。

江南的情况则被大大低估了。人们常以为,在北方士族“衣冠南渡”之前,江南农业一直停留在“火耕水耨”的粗放阶段。其实东汉以后,凡是有山谷出口处筑坝围成陂塘来灌溉的地方,已经能做到一年一熟、直播水稻连年耕种。东汉初年,王景等人就把牛犁耕引进了庐江等水稻产区;到西晋、南朝,江南稻作区已经出现一人一牛拉犁、拉耙整地的技术。所以,在第二种依附型的租佃里,江南已经具备了独立小经营的条件,一些大家户里已经能看到个别独立生产的例子。这正是后来唐宋变革时期农业独立小生产的萌芽。

总结:一笔反复改写的交易

从商周到隋唐,土地制度换了许多名目:井田、王有、授田、阡陌、限田、王田、占田、均田。可如果只盯着”公有还是私有”,就会错过这一千多年里真正在变的东西。土地从来不只是一种财产,它是国家和百姓之间的一笔交易:国家给地,百姓拿兵役、赋税和劳力来换。这笔交易的条款一直在改写,所有制的形态只是条款的结果。

由此可以看出第一条逻辑:私有制不是国家的对立面,而是国家的产物。春秋战国的君主越过贵族,直接把地分给一家一户,正是为了把每个人都编进户籍、征进军队。农民手里的地越来越像自己的,前提是国家足够强,强到能把交易做到每一户。反过来说,国家一旦管不到每一户,交易就不再直接发生在国家和农民之间。

第二条逻辑由此而来:决定一个时代土地格局的,往往是站在国家和农民中间的那一层人。秦汉的”父老”、汉代的豪强、魏晋的门阀、坞堡的首领,都是这个位置上的角色。国家强的时候,可以把他们迁走、压住,中家便能占到社会的一半;国家弱的时候,只能借他们的手去收税、去治理乡里,地也就顺着这只手流了过去。均田制之所以名为”均”实为妥协,正是因为它想绕过中间这一层,最后却只能把这一层写进制度里。

第三条逻辑最耐人寻味:改革的结果常常和初衷相反。子产想恢复旧秩序,却确认了私田;汉武帝打压豪强,推广的代田法却让豪强占了便宜;东汉标榜宽厚,宽厚反倒成了豪族坐大的土壤。这并不是统治者笨拙,而是说明土地制度从来不是一纸法令定得下来的。它要受生产工具、人口、战争和财政的牵制,法令只能在这些力量划出的范围里打转。

所以,前三章讲的其实是一个国家怎样一再试图把土地这笔交易握在自己手里,又怎样一再失手的过程。真正改变局面的,最后不会是又一次更严密的授田,而是一些国家控制不了的东西。这正是下文要讲的故事。

“走出商周”:唐宋以后的中国土地

1 暗流:一个“分”字的千年变化

上文说到,南北朝末出现了均田制。

均田制的出现意味着什么?一方面,它是国家加强直接支配小农的过程,国家借它掌握了小农和他们的土地,从这一点看,它延续了秦汉受田的性质。另一方面,秦汉时地方豪族相对弱势,而均田制从诞生第一天起,就是国家在与豪族共存和强化自身支配之间求平衡的产物。它不是“东方专制主义”想象里的那个中国,而是王朝在承认大土地占有既成事实的基础上去争取人口,以便打赢大规模的战争,比如北魏对付北方和南朝的敌人,隋唐的对外战争。

所以隋朝的耕地数字也要打个问号。隋朝并没有西汉那样准确的耕地登记,官方记下的数字,是按均田令推算出来的:全国登记在册的男丁、女口“应该”分到多少田,加总起来就是那个数。正因为是算出来的,它远远超过历朝历代的实际耕地面积。

人口恢复、土地变紧之后,受田就难以为继了。铃木俊研究敦煌文书发现,文书上几乎每一户的“应受田”都没分够。更有意思的是登记的顺序:一户分到的地,先记作永业田;只有永业田的额度填满了还有剩余,剩下的才记作口分田;要是连永业田的额度都没填满,就全部记成永业田。这一方面说明唐朝受田严重不足,另一方面也说明“分田”的观念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土地私有的观念正式成形了。在作者看来,后来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背后的那种“分田”观念,正是从这时开始真正形成的。

“分田”这个词的意思是怎么变的,可以从头说起。战国文献里就有“分田”。《商君书》说“故为国分田,数小亩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孟子》说“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荀子》说“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天子共己而止”。这些说法表明,战国的“分田”是国家所有和小农私人占有的对立统一:国家作为整体的上级所有者,要通过分田,也就是让私人占有,才能落到实处;私人占有又以国家这个整体为前提。田地以“经界”为基础,划成一块块百亩的均等私田,以一夫一妇、男耕女织的小家庭为主体经营。与此相伴,农民要向国家交租赋、服兵役。

西汉后期以后,中家没落,按百亩划分田地的阡陌制崩溃,“经界”失效,一块块耕地不再是“分田”的基础。东汉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中注“初税亩”时,就不再提“经界”,而第一次用了“口分”这个词。“分”的对象从“地块”转向了“人口”,说明这时国家已经慢慢失去了对土地划分的掌控。

到了北魏均田制,“一人之分”既包括可以世袭的桑田(麻田),也包括要归还的露田(正田)。分田的单位从战国秦汉的百亩(一顷)缩小到“一个人”,承认每个成年男女都有应得的一份。同时,“应受田”这个说法的出现(前面隋朝的耕地数字就是这么算的)也说明,分田不只是国家单方面授予,背后还有农民一方对占有土地的要求,也就是私人占有权。

真正的转折在唐代。唐代均田制把永业田从“分”里彻底剔了出去,只把需要还受的耕地叫作“口分田”。“分”字缩水成只指国家有权处置、收回的那部分地。这意味着私人占有的那部分,在观念上开始摆脱国家的约束,有了相对独立的正当性,也就是前面说的,小农对土地的权利彻底独立出来,和上级所有权切割开了。唐朝人如颜师古,已经读不懂汉代“分田劫假”的意思,可见“分田”背后的社会现实已经彻底变了,甚至出现了前面说的永业田比口分田更要紧的情况。

唐后期均田制崩溃,到了宋代,民田一律称“永业田”,“分田”作为制度用语消失了。私人土地占有甩掉了以国家控制为前提的“分”的外壳,变成了事实上的私人土地所有权。这是唐宋变革在土地观念上的一大成果:小农不再是国家整体里的“一份子”,即分田农民,而是独立的永业土地所有者。独立的小农生产由此形成。

2 两税法:从“税人”到“税地”

在唐宋变革中,国家把赋役制度从租庸调改成了两税法。这一改革既反映了中晚唐经济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土地占有的变化,也反过来推动了这一时期土地所有权的变化。

两税法是唐代宰相杨炎在建中元年(780年)推行的新税法。构成两税法的户税和地税,都属于财产税,这和汉唐之间带有人头税性质的田租、户调大不一样。均田制崩溃后,帝国为了维持财政收入,不得不把汉唐以来按人丁征收赋役的结构,转到按地产征收的新轨道上。两税法甚至成了后来明清赋役制度的原型。它的诞生,是中晚唐一系列经济变化的结果,包括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均田制的崩溃。

全汉昇指出,安史之乱(755—762年)前后,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转折,这是中国经济史上从自然经济转向货币经济的“一大关键”。一方面,开元、天宝年间社会安定,水陆交通进步,农业兴盛,国内和国际贸易急剧繁荣。交易量一大,又笨重又不好分割的布帛谷粟就当不了交换媒介了,市场自然要求改用轻便的铜钱。另一方面,铜矿大规模开采,铸钱技术改进,再加上会昌年间毁佛铸钱,铸钱量大增,流通中的铜钱远远超过此前五百多年的水平。中古时代的铜被拿去铸佛像,到这时又从佛像熔回了铜钱。结果,民间买卖基本都用铜钱,绢帛这类实物货币迅速被挤到边缘。农村已零星出现用钱交田租、房租的契约;官吏俸禄里的现钱部分(俸料钱)急剧增加,实物部分(禄米、职田租)日益缩减;城市劳动者的报酬也普遍改发铜钱。两税法用铜钱纳税,正是货币经济飞速发展的结果。货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带来另一个影响:土地易手越来越频繁,国家不可能再像自然经济时代那样静态地控制土地,土地制度的变革势在必行。

安史之乱中,唐王朝为了尽快平叛,同时应对财政压力,不得不默许节度使拥兵自重,形成中央和藩镇并存的割据局面。均田制下的登记功能就此彻底瓦解。早在安史之乱以前,登记的户等就在急剧下沉,天宝年间下下户已经过半;到大历四年(769年),“大部分竟为下下户所占”。更要紧的是,大历四年的户籍上户口锐减,土地一栏只剩“合应受田”之类的空名目,不再有具体的还授记录。这是安史乱后户籍账册荒废的具体表现,说明均田制已经不再是分配土地的制度,只剩下一个登记资产的空壳。

佃农和国家、地主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均田制还能运转的时候,土地出租已经存在,但出租的多是国家,把官田租给农民,或是农户之间调剂余缺,免得地荒着。租地的人仍编在国家户籍里,承担赋役,本质上仍是编户百姓。安史之乱以后,国家控制力衰退,兼并加剧,农民不再从国家手里分地,而是大批依附豪强地主。这些佃户渐渐脱离了国家的直接控制,不再单独承担赋役,身份接近地主的私属。佃农身上的主要生产关系,从向国家交租庸调,变成了向地主交地租。

这么看来,似乎和东汉以后大土地占有、佃农人身依附的模式没什么两样。但中晚唐和中古时期比,情况已经不同了。中古时期豪强直营地上那种家父长式的奴隶制经营,到8至9世纪逐渐解体。奴婢逃亡增多,奴隶来源减少,过去奴隶耕种的直营地,改由有期限的雇工来种。在小农和豪族之间,契约式的租佃关系取代了纯粹的人身依附。

到了唐末的10世纪,种地的工具和方法比中古时期有了很大变化。过去只有豪强才玩得起的铁犁牛耕“大农法”开始分化。曲辕犁出现以后,从中古豪强直营地上“一具牛、五六个劳力、耕1.5顷地”的模式里,分化出一种小规模的大农法:一头牛,一顷地,一个五口之家,其中三个劳力。再加上秋耕(一年两熟)大范围普及,农业产量提高了。这种小型的大农法,比较富裕的农民也负担得起。社会结构于是从“富豪—贫家”的两极对立中,长出了一个中间阶层。他们成了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也是乡村社会稳定的关键力量。

“我有田畴”:古代中国人的地从哪里来?
曲辕犁

靠手工耕作的小农法也有了很大进步。犁头变得更锋利,踏犁、长镵、刀、锹、铧这类用具出现了,穷人用它们来替代牛耕;过去主要用来除草、中耕的锄、镈等,也渐渐普遍用来开垦翻地。贫家生产力仍然低下,离不开租佃,但已经慢慢摆脱了豪族的支配,形成契约式的租佃关系。富豪那种奴隶制直营地经营,则随着小生产的独立而消亡,地主不再直接下地经营。这时新出现的“豪势”和富家的土地所有,已经不是中古富豪的延续,而是以佃农小经营为核心的地主土地所有。

中国农村社会由此转向近世的结构:地主、中间的自耕农、贫雇农。这也就是今天人们熟悉的那种农村结构。葛金芳估算,北宋小自耕农约占总户数的31.5%到40%,和近代的调查数据大体对得上。按国民政府的调查,20世纪30年代全国自耕农约占总户数的47%,其中应当包含相当比例的大自耕农;土地改革时期的数据显示,土改前中农约占农村人口的33%,和两宋小自耕农的比例差不多。

“我有田畴”:古代中国人的地从哪里来?
国民政府调查的地权形态户比例
“我有田畴”:古代中国人的地从哪里来?
土地改革前全国各阶级占有耕地情况估计

唐宋变革之际,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商品经济勃兴,土地易手明显加快,国家很难掌握可靠的耕地数据,只能依赖并不可靠的土地登记簿。与此同时,中间阶层出现,佃农的小生产相对独立,农民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国家对人身的主宰和豪强的私属控制,生存空间更自主。国家也就更难直接插手民间私下的典卖和转让。

可土地登记再乱,地终究是搬不走的。比起流动不定的人丁户籍,拿土地作为征税对象反而更好操作。而且中晚唐以后货币经济长足发展,国家可以逐步用钱来代替谷物、力役和绢帛,既降低了征收成本,又不必依赖精确的人头户籍。人会跑,地跑不了。这一连串变化,最终让唐宋政权放弃了恢复均田制的努力,转而推行以土地资产为征税对象的两税法,并由此奠定了明清赋役制度的基本框架。这就是从“税人”转向“税地”的千年逻辑。今天讨论财产税时,人们也常提到房和地不会流动这一点,可以说是同一个道理的回响,当然两者的制度背景截然不同。在这个框架下,佃农彻底摆脱了国家编户齐民和土地干预的束缚,超经济强制减弱,这也标志着近世土地私有制的形成。

3 宋朝:只要交税,随便占

宋代土地私有制确立以后,国家对土地基本放开了。它不再像汉晋那样从土地所有上抑制兼并,反而取消了对私人地主占田限额的一切限制,只要按地纳税,占多少都听便。到北宋前期,这一政策甚至带有鼓励、纵容兼并的倾向,这就是有名的“不抑兼并”。结果,均田制崩溃之前就已坐大的大土地所有制取得了合法的优势地位,成了全国耕地的主要占有者。漆侠指出,两宋土地兼并的烈度起起伏伏:北宋初年较缓,到仁宗时猛烈发展;神宗时又缓和下来,到徽宗时再度猛烈;从南宋高宗起猛烈发展,一直持续到南宋末年。总体来看,兼并在宋代是不断加深的。

过去由国家和君主掌握、用来保护小农自立的官田,在宋代长期经营不善。晚唐以来,超经济强制趋于松弛,人身依附大为减弱,各地的屯田、营田都缺人耕种。国家为了拿到官田收入,强迫小农来种,结果小农和东周时一样,在官田上干活不卖力,官田的平均产出明显低于民田。国家经营官田反而入不敷出,只好把官田卖给民间,变成民田。到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政府直接经营的官庄总共不过6.3万多顷,只占当时簿册登记垦田460万顷的1.37%;就算把屯田、营田、职田、学田、户绝田产等全加起来,也只有44.7万多顷,占垦田总数的9.7%。漆侠的估算则是4.3%左右。无论哪个数字更接近真实,和汉代庞大的公田相比都是天壤之别,北宋官田的数量跌到了当时历史上的低点。

宋代土地兼并到了什么程度?漆侠估计,熙宁年间,第三等户(富农)、第四等户(自耕农)和第五等户(半自耕农)合计超过总户数的50%。他再按这三类农户的户均占地规模推算,北宋农民各等级拥有的耕地,约占北宋全部耕地的34%到40%。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耕地都在各类地主手里。到了南宋,兼并也没有减轻,可见在两宋的农业生产里,大土地占有占据着主导地位。

4 宋以后:土地没有越来越集中

两宋以后,土地兼并和集中的趋势似乎反转了。赵冈利用北宋户口统计(以及漆侠的估算)、明代休宁县的地册、清代各地留存的地权资料,加上近代官方和学者的地权统计,算出了北宋和明清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衡量的是分配有多不均,越接近1越集中,越接近0越平均。按他的计算,从北宋到明清,长时段里的基尼系数是往下走的:无地农户的比重下降,大地主越来越少,田产分配整体越来越平均。再对照国民政府调查的各类地权户数,富农、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合计占到68%,明显高于北宋时的50%。所以,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史爱讲的土地“不断集中论”“无限集中论”,在古代中国是站不住的。

“我有田畴”:古代中国人的地从哪里来?
根据赵冈列举的地权分配基尼系数绘制的图表

是什么拦住了地权的集中?一个原因在继承制度。中国实行诸子均分,家产每传一代就要在几个儿子之间分一次。富户手里有钱,医疗条件更好,活下来的子女比一般自耕农多,分得也就更碎,大田产一代代自然拆散。再加上市场起落和个人的意外遭遇,原本富裕的大户也可能就此败落,地权分配于是呈现出周期性的起伏。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这里就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机制:孩子多,家业反而容易散。另一个原因在商业。明清商业大发展,商人从城里到乡下买地,买地的人多了,流进农村的资金也多了,大地主就很难再垄断,地权反而趋于分散。

可是,明清地权变得平均,背后是普遍的贫穷。赵冈指出,“均贫”与“平均”常常相伴而生。明清人口增长很快:明初只有6000万,明末已经达到1.5亿到2亿,超过了北宋的人口高峰,史无前例;到清朝中期,更是多达4亿。人均耕地则从明初的5亩多(和北宋差不多),降到明末的4亩,再降到清中期的3亩。按一户五口算,户均耕地从25亩降到15亩,少了四成。中国农村人多地少、一家一户守着几亩地过日子的格局,可以说在这时就定下了底子。

在人口最密的江南,多出来的人转不了行,只能挤在一小块地上,以家庭为单位把劳动力消化掉,形成一种“过密”的生产方式。伊懋可称之为“高水平平衡陷阱”,黄宗智称之为“内卷化”。近年成了网络热词的“内卷”,学术上的一个源头就在这里: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单位劳动的回报却越来越低。这样一来,农业里攒不出资本,也就走不到资本的原始积累乃至工业化那一步。、

“我有田畴”:古代中国人的地从哪里来?
1380—1957年中国人口、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变化表

地权在分散,官田却在北宋以后的王朝里有过一定的回潮。和两宋同时并存的辽(契丹)、金(女真),以及后来的元(蒙古),带来了“斡鲁朵”“投下州军”“牛头地”等带有领主制色彩的份地制度,大量圈占民田。元朝官田一度占到总耕地的23.6%到25.7%,远远超过宋朝。这些靠强权圈出来的官田不适应当时的生产力,很快就在农民逃亡和豪强侵占中废弛下去,又通过“赐田”等方式被侵吞,重新变成私人的大地产。

明初的官田规模也不小,尤其集中在江南。据不同史料记载,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常州、镇江六府在册土地共30万顷2536亩,其中官田13万顷6206亩,占45.02%;民田16万顷6330亩,占54.97%。明代江南官田有三个来源。一是继承下来的宋元官田,明初起统称官田。二是洪武年间收归国有的土地,即籍没田、抄没田或没官田,大多来自支持张士诚等反明势力的大户、明初被强制迁走的江南富民,以及在明初诸多大案中被打击的富户,这是朱元璋对江南富民的惩罚。三是元末战乱中被遗弃的无主地,明朝建立后收归国有。

官田之外,明代的皇庄、王庄和缙绅地主,还通过“投献”“请乞”强占民田。这些地不是官田,而是王公官僚的家产。这一点早已为人熟知,后来的学者也多把明末农民起义和明朝的崩溃,归因于这类凭政治手段豪夺的土地规模太大:中央税收不足,只好把负担转嫁到自耕农身上,小农破产、沦为流民,农民战争由此而起。

清军入关后,沿用关外的旧制,在关内各地圈占大片土地,分给旗人,称为旗地。皇庄、王庄自然属于旗地,此外还有八旗官员的庄田、八旗兵丁的屯田,以及关外安置流人的官庄等。旗地明令禁止卖给民人,可在现实里,它们通过典卖大量流到了民间,清廷最后只好承认它们事实上已经私有化。旗地本质上是家产,不是国有官田;但它完全是靠政治权力夺来的,和通过市场交换形成的私人土地占有不是一回事。

5 明清:一块田,两个甚至三个主人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到了前现代的顶峰。官府完全放开了土地买卖的限制,对民间交易几乎不怎么管,土地易手更加频繁,土地关系也起了不小的变化,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永佃权”和“一田二主”的出现。

在土地私有制下,一块地上的权利可以拆成两层:一层是“田底权”,即所有权;一层是“田面权”,即使用权,或者说部分所有权。大约从宋代起,一部分佃农先得到了“不限年月耕种”的权利,这就是永佃权的雏形。佃农长期租种,地主却可以换来换去,田底和田面就长期分开了,形成“一田两主”甚至“一田数主”的格局。多数情况下,佃农只要不拖欠地租,就可以一直种下去。到了明清,永佃权逐渐普遍,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福建等南方各地,都有“一田二主”的现象,甚至有佃农把田面再转租出去,成了“一田三主”。

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有点像今天农村土地改革里说的“三权分置”,即把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开。不过这只是一个便于理解的类比,明清的一田二主是民间在市场里自发形成的,今天的三权分置是在集体所有制下由国家推动的,两者性质很不一样。转租田面的“一田三主”,也让人想起今天的“二房东”。

田面权又分三种:永佃权、相对的田面权、公认的田面权。它们在地租怎么分、能不能转让、地主能不能收回佃权(“撤佃”)这些问题上,各有不同。

永佃权最弱。它是农民长期在一块地上耕种、日久成习惯的产物,佃农只有耕种权,权利相对脆弱,对佃户最为不利:分到的收成和一般短期租田差不多,也不能转让出售,按理说欠租到一定年限,地主还可以撤佃。

相对的田面权靠一笔高额押金来保障。佃农租地时先交给地主一笔数目不小的押金,叫“顶首”,也叫“田面价”,用来换取“田面”的资格。这种田面权是可以转让的部分所有权,地租和普通租田一样。地主按理可以因欠租撤佃,但实际上纠纷多、阻力大,不容易撤得掉。这种押租制在明代出现,背后是人口增长、租佃竞争加剧、货币经济发展和定额地租的出现。和传统租佃比,押租制下佃农的使用年限更稳定,还拿到了经营管理权:这块地上种什么,地主不再过问,佃农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也就提高了。这笔“顶首”,有点像今天租商铺时交的转让费或押金。

公认的田面权最强。它一般来自两种情况:佃农的祖辈开垦了这块地,形成了和家族历史绑在一起的“天然”权利;或者农民因为手头困难卖掉了田底,却留下了田面。这种田面权认可度最高,保障也最强。它是完整独立的部分所有权,可以自由转让、继承、出租,甚至可以把田面转给没有土地的小农来收租。田面主向田底主交的“大租”明显低于普通地租,而且地主不能撤佃。公认的田面权才是真正的永佃权,地主拿佃户完全没有办法。

“我有田畴”:古代中国人的地从哪里来?
江南地区不同租田性质比较表

这三种田面权还会相互转化。在市场里,“相对的田面权”可能因为撤佃太难,变成“公认的田面权”;也可能在政治压力下,退回到“永佃权”。但无论哪一种,比起过去租期不定的租佃关系,都提高了田面主讨价还价的能力。手握田底的地主很难加租,即使田面易手也一样,也很难把永佃户赶走。这样的租佃关系,也助长了近代江南频频爆发的佃户抗租,遏制了地租的上涨。今天讨论租客权益时,人们关心的也是租期是否稳定、房东能不能随意涨租和收房,明清江南佃户的处境是一个可以参照的历史镜子,虽然两者的时代和制度相去甚远。

结语:走出商周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演变,一句话就能概括:走出商周。

在商周的制度下,土地名义上属于王,《诗经·小雅·北山》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商周的土地观念。可在实践中,君主不可能亲自管理每一块地,最终要靠下面的人来直接管理,于是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私人占有。这种占有可能只属于少数人,比如周朝的“国人”。作为交换,这些占有土地的人要参与政治、缴纳赋税、上阵打仗。“国家或君主授予土地,民众承担政治和经济责任”,这一模式随着东周的战争向“国人”以下扩散,到战国全民战争时期,又借助编户齐民把全国百姓都纳了进来,形成了秦汉帝国的模式。这时几乎所有小农都占有土地,但这种占有来自国家的授权,没有脱离国家这个整体而独立,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私有制。

可是要让“商周制”覆盖整个社会,国家就得尽可能掌握百姓的情况和土地的流转。帝国稳定时尚可做到,一旦管控放松,官僚和豪强就会凭借政治权力和生产资料上的优势侵占小农的土地,小农阶层渐渐普遍破产或陷入贫穷。秦汉帝国崩溃后,豪族大幅扩张。在汉帝国废墟上相互竞争的各个国家,为了取胜,既不愿彻底得罪各地豪族,又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打仗,只好一边和豪族共处,一边争取对一部分农民恢复秦汉式的直接支配。均田制就这样诞生了,隋唐帝国正建立在这一制度之上。

如果说之前是国家一再想把土地握在手里,这里讲的就是它终于松了手,以及松手之后发生了什么。

第一个变化,是那笔交易换了性质。秦汉到隋唐,国家给地,百姓拿兵役和劳力来换,交易的对象是人。两税法以后,国家不再分地,也不再追问地是怎么来的,只按地收钱。人会跑,地跑不了,国家干脆放弃管人,改为管地。私有制恰恰是在这一刻变得完整的:在以前,私人占地以国家授权为前提;到了这里,国家退成了一个收税的人,土地才真正成了百姓自己的东西。一个”分”字的意思从战国一路缩水,到宋代彻底消失,记录的就是这个过程。

第二个变化,是人们最担心的事没有发生。按常理推想,国家不再抑制兼并,土地应该越来越集中,宋朝甚至公开”不抑兼并”。可长时段的数据显示,宋以后的地权反而越来越分散。拦住集中的不是政策,而是一些更日常的力量:诸子均分把大田产一代代拆碎,商人下乡买地打破了大地主的垄断。市场并不只会让富者更富,它也会让土地不停地换手。

但分散并不等于富足,这是第三个变化。明清的地权越来越平均,人均耕地却从五亩多降到三亩。平均的背后是普遍的贫穷,江南的小农只能在越来越小的地上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这已经不是土地制度本身能解决的问题。

权力并没有就此退场。元朝的官田、明初江南的没官田、皇庄王庄,以及清代的旗地,都是凭政治力量圈出来的。可它们要么经营不善、荒废下去,要么像旗地那样,明令禁止买卖,最后还是通过典卖流进了民间。权力能把地夺走,却很难把地留住。

最后,土地的权利本身也被拆开了。一块田分出田底和田面,佃农凭着长年耕种、交了押金,或是祖辈开过荒,在别人的地上攒下了自己的权利,有的甚至能让地主拿他毫无办法。在商周,权利是自上而下赐予的;到了明清,佃农可以自下而上,从市场和习惯里一点点争到权利。这大概是”走出商周”走得最远的一步。

###

来源:未定论